学子忆恩师 古生物学家像侦探 中科院古脊椎所研究员王元青记得，自己入学不久的一天，他的老师周明镇变魔术似地拿出几张画儿来，其中一张正着看是个妙龄少女，倒过来看却是一位老太太。 “他没多说什么，只是让我带回去好好琢磨。”王元青回忆道。 这是一组经典的视错觉绘画。王元青看来看去，有些不得其解。直到他遇到一个经典的研究案例，才对周先生的深意有所领会。 1978年，中国学者在四川南疆发现了一块奇异的下颌骨化石，牙齿看起来很像今天食虫类等原始哺乳动物的磨楔式臼齿。这个臼齿的下三角座和下跟座两个结构，和现生动物相比，正好前后掉了个个儿。 周明镇把这种结构称为“假磨楔式”。他相信这块小小的化石代表着一个全新的早期哺乳动物分支——蜀兽目。周明镇大胆推测，这种动物的上臼齿也有一个类似原尖的结构——“假原尖”。这在国际学界引起了很大争议。 幸运的是，几年后，在同一地点发现了一颗上牙，正如周明镇猜想的那样，这颗牙有一个“假原尖”。 “这颗上牙后来成了我的研究课题。”王元青笑道，“我这才领会到，古生物学家就像做侦探一样，从已有的证据节节反推，试图还原历史上的真相。这个过程中有着无限可能。”“也许先生那几幅画，就是在提醒我，别忘了换一个角度打开视野吧。” 2007年发表的发现于内蒙古宁城的假磨兽，具有咬合在一起的假磨楔式牙齿，这成了支持周明镇理论的完美证据。

建立一个国际专业级的图书馆藏 古脊椎动物研究室草创之初，研究古生物学的重要标本和图书非常匮乏。 当时，荷兰有一个名为Antiquus Junk的旧书商，定期向中国的一些科研单位寄发广告。周明镇拿到这些广告小册子后，就在上面一一勾选，挑好后就交给研究室当时负责图书管理的耿继纯。耿继纯曾在著名的美国援华航空队“飞虎队”担任打字员。他接到书单后，立刻把订单打出来，交到灯市西口拐角的中国图书公司。 几年时间里，周明镇采购回20多套各国古生物学、人类学期刊以及大量经典古生物学著作。就这样，周明镇建起一个颇具规模的古生物学图书馆。 1957年，古脊椎动物研究室扩建为研究所，创办了当时国际上唯一的古脊椎动物学专业期刊——《古脊椎动物学报》，周明镇出任5人编委会委员之一并兼秘书。 他把大量《古脊椎动物学报》寄给世界各大博物馆、大学和知名学者，不仅提高了研究所的影响和学术地位，而且持续不断地交换回大量的书刊和抽印本，为国家节省了不少外汇。 “即便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也是常人想不到的‘生意’。”周明镇晚年的学生、中科院古脊椎所研究员王元青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从这些地方足以看出周先生思路开阔、行事灵活。”

创建一支完整全面的研究团队 1955年，10名中国年轻人赴苏联进修古生物学。后来，这些年轻人大多成为国内各个研究所和高校的科研骨干。其中三个人——张弥曼、汪品先和邱占祥先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这项人才培养计划，就是周明镇在时任所长杨钟健的领导下亲手开启的。邱占祥是被选中的学生之一。第二年，杨钟健率代表团访问苏联，也同时去看望了这批青年学子。就在这个时候，邱占祥第一次见到了时年38岁的周明镇。 “他是团里最年轻的一位，在人群里特别显眼。”邱占祥回忆道，“生机勃勃、一表人才，还讲得一口非常好的英语。很多事情都是他负责实际操作。” 1960年分配到所的学生，包括邱占祥等“留苏生”在内，大都是“英文困难户”。周明镇一抓英语学习、二抓基础知识，生生把这些璞玉雕琢出了光彩。 “我们当时写的都是中文论文，但是每篇的英文摘要总是躲不过的。我们每个人的英文摘要，都是周先生一篇一篇改出来的。”邱占祥说。 1959年，中科院提出定方向、定队伍、定机制、定资源、定政策的“五定”改革举措，周明镇有计划地为青年科研人员安排了各自的重点发展方向。就这样延续到六七十年代，周明镇终于建立起一个完整的中国古哺乳动物研究体系和科研队伍。 周明镇一生发表学术论著190余篇（部），主持编译了专业论著4部。但在李传夔看来，这些数字还是太“少”了。 “因为周先生在其他事情上，花去了太多精力。”他说。周明镇不光将大量心血投注在了中国古脊椎动物学人才的发掘和培养上，还是研究所五年计划和规划最主要的撰稿人，更参与了国家“一五”到“七五”计划和1956年的十二年科学规划的制定。“光我给周先生誊写的规划稿子，也够出一本古生物志的了。”李传夔如是说。

今天你在网上搜索“周明镇”三个字，能看到的资料并不多。但在中国古生物学界，这是一个不容忘却的名字。 他几乎凭借一己之力培育和建立了我国最早的古哺乳动物研究团队；他为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以下简称中科院古脊椎所）留下了无比珍贵的图书馆藏；他曾主持中苏中亚古生物考察，并在中苏关系破裂后继续推进这项艰巨的工作；1993年，他获得了有“古脊椎动物学界诺贝尔奖”之称的罗美尔—辛普森奖章，是北美以外获此殊荣的第一人。 1996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周明镇在京去世，享年78岁。今年适逢他诞辰100周年，就让我们认识一下这位学术泰斗吧。 开启一个领域的井喷时代 1870年，英国人欧文记述了中国的第一件古哺乳动物化石。之后的漫长时光里，中国的古哺乳动物学研究几乎全由外国人完成。 1914年，一个名叫安德森的瑞典学者作为矿业顾问受聘来到中国，他惊讶地发现各地药材铺里买卖的“龙骨”，大多是中新世晚期的哺乳动物化石。于是，他组织开采并研究这些化石，发表了大批专著。 1952年，周明镇开始主持中科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前身）的古哺乳动物研究。“他当时作了一个很明智的决定，没有沿着洋人的路走，没有继续补充、修订那些新近纪动物的研究。”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古脊椎所研究员邱占祥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他把眼光放在了全国，特别是那些和人类起源直接间接有关的地区和地层，以及几乎尚是空白的中生代和古近纪（1亿多年前至2300多万年前）的哺乳动物化石上。” 从这时起，中国的古哺乳动物化石研究迎来了一段井喷式的发现期。 1960年，周明镇的学生、后来成为古脊椎所研究员的李传夔到山东出差，发现了两件化石——始祖貘和犀貘。周明镇马上联想到北美早已发现，并被称为“标准化石”（Index Fossil）的两种古生物。他不到三天就写好了英文论文，发表在学术期刊上，很快引起了北美同行的强烈反响。 上世纪50年代初，江苏省泗洪县下草湾村附近发现的一种化石，被鉴定为巨河狸属的一个新种，命名为中国巨河狸。后来，这种动物成为一个第四纪古地理区划——“淮河过渡区”的标志性物种之一，相关理论被学界广泛引用。70年代中期，李传夔通过研究，发现所谓“中国巨河狸”应该归到另一个新属。“我就把一篇干巴巴的研究稿子交给了周先生。”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李传夔回忆说，周明镇不到两天，就把修订稿返了回来，他指出“淮河过渡区”是一个建立在错误认知上的概念，应当废弃。 “我一看，论文题目都变了——《‘ 下草湾系’‘巨河狸’‘淮河过渡区’——订正一个历史的误解》。这么一改，既说明问题，又引人注目。”李传夔说，“周先生这个人就是这样，抓住一点亮点就绝不放过。他在会上也不常发言，但只要说话，总是直击靶心。”

周明镇先生诞生于五四运动前夜,其一生与中国近代史息息相关.先生出身书香门第,家境殷实,自幼聪颖,受新式教育,虽经战乱,学业未辍.他1943年毕业于重庆大学地质系, 1947年赴美留学,获硕士和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研究的是瓣鳃类化石.在普林斯顿大学作博士后期间,师从著名古哺乳动物学家杰普森教授,研究古近纪哺乳动物化石, 1950年夏季随师在怀俄明州做野外工作.次年返国,任教于山东大学, 1952年调入古脊椎动物研究室,遂成为杨钟健先生的得力助手.周先生在学术上是通识之才,他不仅是中国古近纪哺乳动物系统研究的创始人,而且积极推动了新近纪和第四纪哺乳动物的研究,在其学术生涯的后期,还开拓了中国中生代哺乳动物的研究.周先生是继杨老之后的中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帅才, 他高瞻远瞩,爱才,识才,育才,用才,辅助杨老建立了一支精悍的科研队伍.周先生思想敏锐,密切关注国外学术发展趋势,借助其外语上的优势,及时将国外的新理论,新方法引介给国内同行.他在文革后为中国古脊椎动物学重新走向世界起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周先生毕生关注和推动古生物学的图书和出版工作,并积极推进中国自然博物馆事业以及其他科普工作的发展.周先生在学术上取得的成就以及获得的荣誉,是令人称羡的,但他及其家庭所做出的牺牲也是令人叹息的.

位于烟台西南方的莱阳城，是一个被誉为“日月出东莱之阳”的地方。她扼守着胶东腹地，在起伏和缓的山丘间，开通出一条条道路，连缀起四方八乡，自古就有“半岛陆路旱码头”之称。然而，在人类文明的火种尚未照亮胶东半岛之前，当古老的世界依旧杳无人烟的时候，莱阳的大地上却已生机勃勃，统治这里的正是远古时代的地球霸主——恐龙。 莱阳恐龙峡谷的仲秋风光，正是一年中最艳美的时刻。夏日的葱茏渐渐淡去，远山近树开始泛起深深浅浅的红黄之色，使得峡谷里呈现出油画般的五彩斑斓。 峡谷所在的山丘被开辟成了一片展览区，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迁地保存的树化石林。放眼望去，展览区利用了山丘的自然起伏，设计出一条曲线式的环路，将一处处树化石展区巧妙地串联起来，仿佛一个天然的生态景观园林。那些立于山坡上的参差树木看似只剩下枯死的躯干，可内心却蕴含着天地灵气、日月精华。 树化石的形成，大多是因为原始森林遭遇了突发的地质变化而埋藏地下，在高压、低温并且无氧的环境下被二氧化硅的饱和溶液所浸泡，使得树木中的碳元素逐渐被二氧化硅替代，最终形成玉石结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树化石会进一步转变为玉石物质，但却保留了树木的部分外形特征，故而称作树化玉。 此外，因为不同的地质岩层中所含的矿物元素并不相同，树化玉也有了各种各样的质地与色彩。莱阳恐龙峡谷里所保存的树化石揽括了中国、蒙古、缅甸、埃及、南非等诸多地区的特征鲜明的树化石。其中，位于中国树化石区的新疆树化石高达14米，堪称世界之最。这是一棵距今一亿多年的罗汉松型木，玫瑰、月季、紫叶小檗等植物众星拱月般地环绕在周围，衬托得它犹如擎天一柱。而来自蒙古国的一棵直径2.8米的树化石则以18吨的质量成为了世界上最重最粗的树化石。它是一棵西都南洋杉型木，存在于距今一亿七千万年到一亿年之间的中侏罗纪到早白垩纪时期，而在成为树化石之前，树龄就已有一千多年了。 如此绚烂的美物都是经历了千万乃至亿万年的时光才形成的。在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中，最后一批树化石的形成年代正是六千五百万年前的白垩纪时代。这些树化石，看到过恐龙时代的地球景象，更用这凝固了的光彩，记录下地球生命的演化过程。 穿过树化石展览区，来至一片平台上，莱阳恐龙峡谷的真容终于显露眼前。 在西南边陲的恐龙之乡——四川自贡，我曾为中国的恐龙文化所惊叹。那里有世界著名的大山铺恐龙化石群遗址，剥落的土层中半埋半掩着上万件化石骨骼标本，其中恐龙及其他脊椎动物的个体化石有200多个，被誉为“恐龙公墓”。 莱阳的恐龙峡谷则不然，她仿佛不愿意将恐龙时代的弱肉强食、血腥猎杀展示给后人，只在层林尽染的花光树影间，打开一片开阔的河谷，蜿蜒着伸向远方。谷底高高低低地长满了杂生的草木，而两侧的山壁却寸草不生。岩石透着丹霞之色，间或夹杂着一层灰白，层层叠叠的，阳光下宛如缠丝红玛瑙般润泽。这是在中国北方极为罕见的丹霞地貌，却被造物主慷慨地赐予了莱阳，亦是莱阳地区八千年地质演变的鲜活呈现，是大地的年轮，是岁月的印痕。 行走在峡谷间，听着脚下窸窸窣窣的声音，一种探索新世界的神秘感袭上心头。耳畔叮叮咚咚的似有流水之声，仔细寻觅一番，果见沟壑纵横间跃动着清流，都从那静卧山旁的一湾碧湖中流淌而来。 莱阳恐龙峡谷被誉为中国“最美平原峡谷群”，这里是新中国科学家最早发现恐龙、恐龙蛋、翼龙等重要脊椎动物化石的地方，也是最早发现昆虫化石的地区。不难想象，在遥远的白垩纪时代，这里定是河流广布、植被繁盛，是恐龙栖息与繁衍的天堂。 在莱阳白垩纪国家地质公园博物馆的穹顶大厅里，陈列着四组恐龙复原化石，最先映入眼帘的，则是最著名的鸭嘴龙，学名棘鼻青岛龙。 比起电影里看到的霸王龙、三角龙，食草类的棘鼻青岛龙在体形上并不算庞大，但四五米的高度，六七米的体长，也让我们这些人类望而生畏。而它最显著的特点，则是鼻骨上长着的一条带棱的棒状棘，很像独角兽的角，从两眼之间直直地向前伸出，形成一个棘状突起，故名“棘鼻”。这种外形与北美地区最早发掘记录的鸭嘴龙十分相近，只是鸭嘴龙的角是用来扩大叫声，以达到恐吓对手的目的，而棘鼻青岛龙这只多出来的鼻子，却惹得众说纷纭。人们至今也猜不透，它究竟是一种天然的装饰，还是一种战斗武器。 莱阳虽然毗邻青岛，却从未隶属于青岛，而发掘于莱阳的棘鼻龙为何要以“青岛”命名？原来，这里面还有一段七十年前的故事。 20世纪50年代初，山东大学地矿系的周明镇教授带领学生们在莱阳吕格庄一带进行野外地质训练，却意外地发掘出恐龙骨骼化石与蛋化石。随后，中国古生物学奠基人、恐龙研究之父杨钟健便来到了莱阳，开始了专项考古工作。在这里，杨先生和研究员们陆续发现了十几层的晚白垩世恐龙化石层，更发掘出大量完整的恐龙、恐龙蛋化石，迎来了中国古生物化石发掘、研究工作的一个高峰。 就在莱阳恐龙峡谷那一片赤红色峡谷土层中，杨钟健先生发掘出一具完整的大型恐龙骨架化石。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挖掘出的第一具完整的恐龙骨架化石，被誉为“中华第一龙”。据鉴定，这只恐龙正是生活在七千万年前白垩纪晚期的棘鼻龙，而这项重大的考古发现，在当时世界古生物学术界引起了轰动。 彼时，杨钟健先生的考古大本营设在了青岛，而在三个多月的发掘过程中，他经常奔波在青岛与莱阳之间，许多研究工作也都是在青岛完成的，甚至发掘后的展览也安排在了青岛。此外，青岛乃是山东大学的所在地，而念及周明镇教授等人首次发现恐龙化石的功绩，杨先生最终决定将这只棘鼻恐龙命名为青岛龙，乃至于它真正的故乡——莱阳，反倒屈居于后了。 尽管如此，莱阳作为“中国恐龙之乡”的地位却不可动摇。1958年，北京自然博物馆考古人员在莱阳的恐龙峡谷内又发现一副完整的棘鼻青岛龙骨架。此后，随着古生物考古工作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恐龙化石从莱阳的峡谷里“浮现”人间：体形娇小的红土崖小肿头龙、一口尖牙的破碎金刚口龙、身披鳞甲的似格氏绘龙……而我在这一段白垩纪博物馆的参观之旅中，感受到的却是大自然的神奇与伟大，以及生命的厚重与渺小。

周明镇馆长还长期担任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及兼任四川自贡恐龙博物馆名誉馆长。他为我国自然博物馆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对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自然博物馆及内蒙古博物馆等馆的规划及各项专门工作都提出了独特意见建议。周明镇馆长一直热心关怀支持《大自然》杂志的出版工作，通过这个窗口向中国的读者们介绍和传播他所了解的世界自然博物馆。 最重要的一篇，是1980年周明镇馆长与裴文中、徐仁和郑作新院士（四人先后均担任过北京自然博物馆馆长）联署发表的《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势在必建》一文（《大自然》1980年第2期），文章表达了当时最顶尖科学家对发展壮大我国自然博物馆事业的迫切期望。四十年过去，斯人已逝，早日实现诸位前馆长的愿望已成为今天北京自然博物馆人为之努力的明确方向。

周明镇先生一生发表学术论著190余篇（部），主持编译专业论著4部，被称为“在中国古生物学界是继杨老后鲜有的全面专家”。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他是中国地质学会、中国古生物学会、中国古脊椎动物学会、中国兽类学会等学术团体理事、常务理事、副理事长和理事长，也是《古脊椎动物学报》主编。他还担任诸多国际和国外学术机构的名誉或荣誉成员,是北美古脊椎动物学会少数几个国外荣誉会员之一,并长期担任国际古生物学会副主席。他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一次，中科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两次和二等奖一次，中科院重大科技成果奖和全国科技大会奖多次。1993年，周明镇先生获得有“古脊椎动物学界诺贝尔奖”之称的罗美尔—辛普森（Romer-Simpson）奖章，是亚洲及中国获此殊荣的第一人。 虽然周明镇先生的科研和学术领导工作相当繁重，但仍非常重视民众的科学普及工作。他一生撰写发表大量的科普文章和出版物，包括《化石的知识》、《脊椎动物进化史》、《我国的古动物》、《生物史——动物的发展与人类的起源》、《脊椎动物进化史》等著作。 早在美国留学时期，周明镇先生就对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非常熟悉。他有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夜间通行证和“万能钥匙”，随时可以进入博物馆观看和研究标本。也许是由于所学的专业和经历，因此他很早就对博物馆有较强的喜爱。 对于博物馆的的价值与作用周明镇先生有非常深刻的理解和体会，他一直用极大精力与热情帮助和支持中国自然博物馆的发展。其恩师杨锺健担任北京自然博物馆首任馆长期间，就经常与他讨论我国，特别是北京自然博物馆的问题及其远景规划。 1983年周明镇先生任北京自然博物馆第三任馆长。他特别强调博物馆在传播科学知识等方面的作用。他多方与国外的兄弟馆打通关系，促进人员的交流与互访。他还特别注意博物馆内的人员结构，重视博物馆培养及引进有业务专长的骨干人才。他要求用现代化的设备改进博物馆陈列与展览的形式，注意做好包括科普读物的出版工作工作。

翻开《周明镇科学文集》，其中收录了先生141篇专门研究文章，涉及中国始新世和古新世哺乳动物群的研究、中国象化石的研究、第四纪哺乳动物群及环境变化的研究、中生代哺乳动物研究，以及爬行类、恐龙蛋、鸟类和石器研究也有所涉猎。但其突出贡献在古近纪尤其是古新世的研究。 研究过程中周明镇及其团队发现，我国以及亚洲北部古新世哺乳动物群的主要特点是以犭亚兽类、阶齿兽科等亚洲特有的动物占绝对优势，说明亚洲北部在古新世时是与北美、欧洲相隔离的。他领导开展了历时十年的华南红层考察，发现数以百计具有亚洲特色的古新世哺乳动物化石，改写了对早期哺乳动物的认识和记录。 另一重点研究领域是始新世古哺乳动物学方面。从五十年代开始周明镇先生先后研究河南、内蒙古、云南等多地的始新世化石，对中国始新世哺乳动物群的组成、属种特征、系统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记述。尤其在象的研究方面，从1957年开始的十多年时间里，他对我国南、北方出土的16属59种象化石进行了系统描述并出版总结性专著《中国的象化石》，时至今日这本专著仍是国内外专家必须参考的重要文献。 在中生代哺乳动物研究方面，尽管当时的化石材料非常有限，周明镇先生仍进行了细致研究，对1990年之前我国除云南禄丰之外发现的所有中生代哺乳动物化石做了描述。在第四纪研究方面，周明镇先生特别关注与人类共生的哺乳动物群的研究，对相关的许多问题，尤其是哺乳动物演化与古气候变化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探讨。另外，“将来成为一个以古脊椎动物为基础，兼通地质和生物进化论的理论古生物学家”是周明镇先生年轻时候的理想，许多年后他终于付诸实践：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分支系统学出现，凭着敏锐的“学术嗅觉”他立刻组织编译了《分支系统译文集》一书，成为把这一学派完整介绍到国内的第一人，大大缩短了中国古生物学者与世界同行间的理论差距。

1939年，周明镇先生进入重庆大学地质系学习，在校期间的他英俊倜傥、才思敏捷，又善写诗歌散文，给曾经的同学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时陆续有许多知名学者受聘在各高校担任专业或兼职教职，大学时期周明镇受到了杨锺健、李四光等知名地质学家的深刻影响，早早奠定了今后从事地质古生物专业工作的基础，也开启了之后大半生追随恩师杨锺健的序幕。在他的同学中，最终只有他一人从事了地质工作。 1944年从重庆大学毕业后，周明镇先生曾在四川地质调查所和母校地质系工作，后于1946年携家赴台湾地质调查所任职。1947年，他只身自费赴美留学深造，先后在俄亥俄州迈阿密大学、宾夕法尼亚州理海大学(LehighUniversity)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并曾在美国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进修。 1950年先生转至普林斯顿大学师从著名古哺乳动物学家杰普森(G.Jepsen)学习古脊椎动物学，兼做其助理研究员，这一年夏天获得理海大学地质学博士学位。他用了一个暑假的时间跟随杰普森野外考察队进行落基山科学考察，除了采集、发掘鱼类、爬行类、哺乳类化石外，还参加了一次史前印第安人遗址的考古发掘，但是周明镇先生最感兴趣的还是哺乳动物化石。 1951年，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促使周明镇先生义无反顾初取道日本、香港回国，与先期归来的妻儿团聚。此后终其一生，面对所有痛苦及考验先生唯抱持着对祖国的真挚热烈情感，以全身心投入到努力工作、无私奉献之中来应对和排解。因为当时其恩师杨锺健还在中科院编译局担任局长一职，研究古脊椎动物的专门研究机构尚未成立，周明镇先生便前往山东大学任地质系副教授。正是该校学生在实习期间于上白垩统地层中首次发现了鸭嘴龙遗骸以及恐龙蛋化石，这些化石后来由周明镇亲自作了报道。 1953年，周明镇先生襄助恩师杨锺健创建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1957年改称古脊椎动物研究所，1960年改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至今)，任学术秘书，并担任《古脊椎动物学报》(中文与英文版)、《古生物学报》《古生物学译报》的编辑工作，研究所成立后担任高等脊椎动物研究室主任。可以说，周明镇先生不仅参与了世界上独一无二、专门从事脊椎动物化石研究的中国独立科研机构创建过程，并起到了很大推动作用。 之后周明镇先生即责无旁贷地多次承担组织大型考察活动的重任：1959-1960年领导中苏古生物考察队对内蒙古、陕西、宁夏和甘肃进行考察；1963-1964年继续领导中苏古生物考察队的新疆准噶尔盆地和吐鲁番盆地考察；1960-1970年主持华南红层的大规模考察，前后长达10年。这些考察都结出了世界瞩目的累累科研硕果。

“峥嵘志”栏目设立于2021年北京自然博物馆建馆70周年之际。纪念北京自然博物馆值得尊敬和怀念的老一辈学者、专家，介绍各专业领域才气不凡的前辈，记录平凡但品格高贵的博物馆人。在自然科学研究和博物馆事业发展的征途中，他们是熠熠闪光的铺路砾石，是后辈们必得仰视的高峻山峰，是北京自然博物馆倍加珍视的宝贵财富。 有一个字，我们在电脑里打不出来，在字典里也找不到，如今只有在专业的古生物学研究文章里，尤其是老一辈学人的文献里才能够觅其踪影。它大多时候被改写使用，比较常见写作亚兽目Anagaloidea，而这一类群原本写法其实是犭亚兽目。“犭亚”的意思指的是“亚洲地区独有的一类哺乳动物”，这个字的创造者就是我国著名的古生物学家、地层学家、第四纪地质学家、进化生物学家、博物馆学家，中国古脊椎动物学会的最主要创始人，北京自然博物馆第三任馆长周明镇。 周明镇（1918~1996） 供图：王琼 周明镇先生1918年11月9日出生于江苏南汇三灶镇的名门望族。其父周培（字瀚澜）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留学回国后执教上海浦东中学，解放前曾任复旦大学学监（相当于教务长），解放后任山东大学数学系主任，一级教授。他有志于振兴中华的科学文化，是近代闻名的教育家和数学家，王淦昌、施士元院士均是其学生。因此周明镇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家庭及学校教育。

周明镇早期主要研究软体动物，特别是淡水双壳类。其后的数十年科学生涯中，他研究工作的主要领域是古哺乳动物学。长鼻目是周明镇早期研究的哺乳动物门类之一。从1957年起，他研究了我国北方从黑龙江到新疆以及南方各地大量的象化石。20世纪70年代初，他系统重温在中国发现的全部长鼻目化石材料，写出专著《中国的象化石》。 　　河南卢氏中始新世哺乳动物群的研究是周明镇对我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另一项重大贡献。1958—1973年，他共发表11篇论文，详细讨论这一动物群的组成、性质、时代以及每一成员的形态特征和系统关系等问题。这一包括30余种哺乳动物的动物群的大量化石全都是在同一化石坑中发现的，具有精确的时代一致性，国内外始新世哺乳动物研究工作中，常以它作为可靠的对比参照系。周明镇关于始新世哺乳类的研究几乎涉及当时哺乳动物的所有门类和我国的大部分地区。 　　华南红层的研究是周明镇的又一重大贡献。早在1962年，他和杨钟健记述了粤北“红层”中的脊椎动物化石，并得出结论说：“从南雄和始兴两地发现的脊椎动物化石看来，我国南方的红层的时代，可能包括中生代和第三纪初期两个时期的沉积。”以后的事实证明，这一结论是完全正确的。在这篇文章的启示和鼓舞下，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开展了大规模的、历时10年之久的华南红层考察研究工作，在广东南雄、江西池江、安徽潜山发现了举世瞩目的古新世哺乳动物群。他自己也直接参加了这一项目的野外和室内工作，发表了专著《广东南雄古新世哺乳动物群》。这本专著和他的其他20余篇文章揭示，生活在古新世我国南方的动物，多数是亚洲特有的。此外，他还于1958年研究了新疆发现的我国第一块古新世哺乳动物化石。 　　周明镇在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的陕西蓝田的科研项目中也有一份功劳。在“陕西蓝田新生界”这一总题目下，他负责研究与蓝田人下颌骨一起发现的陈家窝哺乳动物群，还概括研究了公王岭动物群。 　　寻根觅祖、探本溯源几乎是每一位史学研究者的工作癖好，研究生物发展史的周明镇也不例外。他早年研究的多为第四纪和晚第三纪的大动物，以后又研究渐新世和始新世的哺乳动物群，进而研究古新世的哺乳动物群。20世纪80年代后期，他已追溯到中生代，研究白垩纪和侏罗纪的哺乳类，以求了解最早的哺乳类的起源。 　　中生代的哺乳动物化石非常稀罕，发现不易，研究更困难。他研究的蜀兽被认为是20世纪80年代关于哺乳类起源与早期分化研究方面最重要的发现之一。他还研究了新疆等地发现的中生代哺乳动物化石。 　　第四纪地质学和生物地层学是周明镇早期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他曾做了大量工作。他1958年发表的《华南第三纪和早更新世哺乳动物群及其对比》一文，一直是华南新生代生物地层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1978年，他与李传夔合作完成一篇关于江苏泗洪下草湾生物地层学的文章，澄清了对所谓“淮河过渡区”的错误认识。 　　当今世界，科学飞速发展，要想在一个学科领域内有所成就，必须把握住国际学术动态。周明镇在引进国外先进的生物学、地质学理论方面始终走在前列，他是介绍板块构造和分支系统学的先驱，曾组织人员编译了《分支系统学译文集》。 　　周明镇在多所大学兼任教授，培养了近20名硕士、博士研究生，编写教材和科普读物。他一向认为自然博物馆是向群众传播自然科学知识的重要场所之一，积极筹划组建了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 　　20世纪50年代初期至60年代中期，周明镇除了开拓研究许多门类的脊椎动物化石外，还担任研究室主任和研究所学术秘书，协助具体规划和组织领导古脊椎动物学科的发展。在前后10余年时间内，他率队考察了我国的许多地区，其中包括率领中国科学院、苏联科学院联合组织的中苏古生物考察队，考察和发掘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的许多脊椎动物化石地点。短短10余年间，他发表考察研究报告和学术论文100余篇，专刊5种，探讨的范围除古脊椎动物学、生物地层学和第四纪地质学外，还涉足系统生物学、历史动物地理学、古气候学等领域，为这些分支学科在我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这10余年时间内，周明镇还与老一辈科学家一起，带领和培养出一支有高度事业心的、团结协作的古生物学科研队伍。这支队伍的成员，有的扩散到全国的一些重点大学和博物馆，成为所在单位的骨干力量，而大部分集中在北京的研究所里，从事科研和管理。 　　20世纪80年代初，周明镇出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兼北京自然博物馆馆长。他利用自己在世界上的声望和影响，积极安排研究人员和技术人员开展广泛的国际交流活动，使得我国的研究工作能很快跟上本学科国外进展的脉搏，由自成一统、闭门研究区域地层和地方动物群逐渐跻身于国际古生物学科学研究行列。 　　周明镇还曾兼任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和中国科技大学教授、西北大学名誉教授及四川自贡恐龙博物馆名誉馆长。他还曾担任国际古生物协会副主席、中国古生物学会理事长、古脊椎动物学会理事长、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理事长、中国第四纪地质及冰川学会副主任、美国古脊椎动物学会名誉会员、莫斯科自然博物馆协会外籍委员、美国人类起源研究所名誉研究员、《古生物学报》副主编、《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学报》、《化石》杂志主编。 　　周明镇在古稀之年，还和青年人一道，为自己所钟爱的科学事业辛勤耕耘，鞠躬尽瘁，受到了大家的尊敬和爱戴。

周明镇(1918年11月9日—1996年1月4日)，出生于江苏南汇(现属上海)。古脊椎动物学家、地层学家、第四纪地质学家、进化生物学家、博物馆学家。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56年加入九三学社。九三学社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八、九届中央委员会常委。 　　周明镇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数学教授，母亲是知书识礼且具时代意识的新女性。他自幼就受到良好的现代科学文化的熏陶。周明镇6岁进入幼稚园当住宿生。青少年时代，他先后就读于浦东中学、省立上海中学、省立杭州高级中学等江南著名中学。抗日战争时，由于偶然的因素和机遇，周明镇进入重庆大学地质系，1943年毕业，留校当了3年助教，并先后在四川地质调查所、台湾省地质调查所工作。在大学期间，地质历史时期的各种古代动物，特别是恐龙等一些类群众多、形态与生活习性异常特殊的动物，它们的进化历程及生物进化理论，深深吸引了周明镇，无奈当时的中国，几乎无法找到一个可以学习或从事古脊椎动物学包括古人类学研究的工作单位。1947—1951年，周明镇先后到美国迈阿密大学、利哈伊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纽约美国自然博物馆学习和工作。周明镇在美国做地质系研究生时，大学要求他补修生物学和人类发展史以及生物进化论。他们认为这是人类认识自然界、认识地球和它的历史及人类了解自身的起源与发展过程的必要基础知识。这些知识具有很强的哲学性和思想性，能帮助人开拓思路、扩大视野。周明镇通过学习，更加深切地感受到古脊椎动物学研究的真正魅力和它的文化与科学价值。他在完成学位课程的同时，全力选修了有关古脊椎动物学研究的基础课程，准备改行，从地质工作者变为研究“从鱼到人”发展史与进化论的古脊椎动物学者。周明镇于1948年获美国迈阿密大学硕士学位，1950年获美国理海大学博士学位。1949—1951年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后、研究员。周明镇于1951年回到祖国，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回国后，周明镇任山东大学副教授，1952年参与创建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此后，他的科学研究生涯便和这个研究所，实际上和新中国的古脊椎动物学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周明镇作为早第三纪地层与哺乳动物群研究的中国创建人，组织领导了一直认为中国缺失的古新统地层和脊椎动物群的研究，发现和建立了包括不同层位的典型剖面和哺乳动物群组合，对中国早第三纪哺乳动物群和陆相地层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和进展。

他率领中苏古生物考察队考察、发掘内蒙古等地的许多脊椎动物化石地点。探讨的范围除古脊椎动物学、生物地层学和第四纪地质学外，还涉足系统生物学、历史动物地理学、古气候学等领域，在国际古生物学界享有很高的荣誉。 他在中国始新世和古新世哺乳动物群的研究、中国象化石的研究、第四纪（特别是与人类共生的）哺乳动物群及环境变化的研究、中生代哺乳动物研究以及中国新生代陆相地层划分框架的建立及洲际对比等诸多领域取得了重要成果，为相关领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他是古脊椎所五年计划和规划最主要的撰稿人，参与了国家的“一五”到“七五”计划和1956年的十二年科学规划的制定，是有关古生物学规划的执笔人之一。 他还多次主持或参与国内辞书、大事典、百科全书等有关专业词条的编写和审定工作。在古生物研究，尤其是名词、术语这些基础条件的规范方面功不可没。 学术论著 他热心科学普及和自然博物馆工作，撰写了《我国的古动物》、《动物的发展与人类的起源》和《脊椎动物进化史》等科普著作。 [1] 他一生发表学术论著190余篇（部），主持编译专业论著4部。 主要论著 1.Chow Minchen，Mammalian Faunas and Correlation of Tertiary and Early Pleistocene of South China,Journal of the Palaeontological Society of India，Birbal Sahni Memorial Number,1958,3：123～130. [4] 2周明镇，中国的裂齿目化石，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3，7(2)：99～104。 3周明镇，陕西蓝田中更新世哺乳动物化石，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4，8(3)：301～311。 4周明镇，河南始新世中兽科化石，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5，9(3)：286～291。 5Chow,MC,Hu Changkang,Lee Yuching,Mammalian Fossils Associated with the Hominid Skull Cap of Lantian,Shensi,Scientia Sinica,1965，14(7)：1037～1052. 6周明镇、张玉萍，中国的象化石，科学出版社，1974。 7周明镇、张玉萍、王伴月、丁素因，广东南雄古新世哺乳动物群，中国古生物志，新丙种第20号，科学出版社，1977。 8周明镇、齐陶，内蒙古四子王旗古新世哺乳类化石，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8，16(2)：77～85。 9周明镇、李传夔，“下草湾系”“巨河狸”“淮河过渡区”——订正一个历史的误解，地层学杂志，1978，2(2)：122～130。 10Chow,MC,THVRich，Shuotherium dongi,ngenand sp,a Therian with Pseudo—tribosphenic Molars from the Jurassic of Sichuan,China，Australian Mammalogy,1982，5：127～142. [4] 科研成果奖励 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一次，中科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两次和二等奖一次，中科院重大科技成果奖和全国科技大会奖多次。 荣誉表彰 1993年，他获得有“古脊椎动物学界诺贝尔奖”之称的罗美尔—辛普森奖章。 [1-2] 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5]

1918年11月9日，周明镇出生于上海。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周明镇只身流亡到长沙，进湘雅医学院细菌专科，后转至贵阳在西南公路局公务科做练习生，业余自修法文和世界语。 1939年，考入重庆大学地质系。1943年，毕业于重庆大学地质系。1946年—1947，任台湾地质调查所技士。 1948年，他通过考试赴美留学。1948年，获美国迈阿密大学硕士学位。1950年，获美国里海大学生物学博士学位。 1951年回国，1951—1952年任山东大学副教授。 1952年调入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古脊椎动物组（中科院古脊椎所前身）。 野外考察 野外考察 1959年起，主持领导中苏中亚古生物考察，并在中苏关系破裂后继续推进这项艰巨的工作。 1960–1970年代，主持长达10年的华南红层考察，发现了独特的古新世哺乳动物化石，曾被认为是20世纪国际古生物学最为重要的发现。 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1993年，他获得有“古脊椎动物学界诺贝尔奖”之称的罗美尔—辛普森奖章，是北美以外获此殊荣的第一人。 1996年1月4日，周明镇在北京去世，享年78岁。

周明镇（1918年11月9日－1996年1月4日），上海人，九三学社社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古生物学家、地层学家；中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开拓者和引路人，中国古哺乳动物学研究体系的缔造者；第一位获得罗美尔—辛普森奖章（“古脊椎动物学诺贝尔奖”）的中国人，中国恐龙研究之父。 1946年毕业于重庆大学，1948年获美国迈阿密大学硕士学位，1950年获美国里海大学生物学博士学位。1951年-1952年任山东大学副教授。1952—1996年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全国政协第六、七届委员及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发现和研究了一直认为中国缺失的古新统地层和脊椎动物群，建立了包括不同层位的典型剖面和哺乳动物组合，在中国早第三纪哺乳动物群和陆相地层的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进展。

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发射，中国正式开启了太空时代。从东方红一号卫星研制队伍中，走出了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的5位“两弹一星”元勋和10位两院院士。 林华宝： 我国著名空间返回技术和卫星总体技术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

“一张书桌，两位院士。”武汉四中校史馆2楼的第十馆，教室里整齐摆放着10余张陈旧的木质桌椅，第3排正中间的一张课桌，就是当年袁隆平和同桌林华宝的课桌。 2009年10月6日，武汉市第四中学·博学中学师生盛情邀请著名科学家，水稻杂交之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校友回母校参加110周年校庆。全校师生还多么希望能请回著名科学家，中国返回式卫星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林华宝校友。但是，这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因为，林华宝校友已于2003年8月17日不幸病逝了。痛惜之余，却热传“一张课桌，走出两位院士”的佳话，像和煦的秋风，沐浴着明亮的秋光，吹遍校园的每一个角落。 1944年2月，迁址重庆避乱的私立汉口博学中学，收进一位在重庆赣江中学读完初一，转学插班初二的学生，名叫袁隆平。级任导师一时也不了解袁隆平功课的底，便特意把他安排与好学生林华宝同学同桌，好让两人功课上有个照应。谁也没想到，这个小小的课桌平台，日后会演绎出轰动世人的大戏。 袁隆平在庆典大会上深情说道：“博学中学是我最感亲切的母校，她给予我培养和教育，对我的成长起了决定性作用。”他饶有兴趣讲到体育锻炼，尤其是游泳项目，对他身体健康和意志力磨练所起的重要作用。他兴致勃勃讲到与同桌林华宝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建立深厚同窗情谊的感人往事。院士校友动人的讲话，震撼每一位在场的师生，会场响起长时间雷鸣般的掌声。 校庆活动期间，袁隆平凝视着他俩曾经用过的桌子，百感交集，仿佛回到当年共同求学的温馨岁月。他轻轻拍着课桌，像要叫醒梦乡中的老同学，神情凝重地说：“老朋友，我来了！”陪同的人听了，无不动容。 他俩各有所长，袁隆平是游泳好手，而林华宝数学方面很有天赋，连老师都常常惊喜他的解题思路和解题能力，又乐意帮人，是班里的小老师。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激起他俩义愤填膺，立志学好本领，抗日救亡，报效祖国。习性对路，志趣相同，让他俩在互学互帮，频繁交流的过程中建立起深厚的同窗友谊。袁隆平笑着说：“我和华宝同学双方的所长，恰恰是对方的所短。我游泳游得好，华宝数学成绩非常棒。一道数学题，我一晚上都解不出来，华宝却只需5分钟。”袁隆平笑着说：“我们取长补短，达成协议，我教他游泳，他教我数学。他学会了游泳，但数学难题我还是不会解。”院士的豁达开朗，深深感动了陪同人员。 1946年5月，他俩初中毕业。1946年8月，博学中学迁回汉口原址复校。林华宝留渝，在重庆南开中学完成高中学业，考进清华大学，又公派赴苏联列宁格勒建筑工程学院留学。袁隆平赴武汉，在母校汉口博学中学读完高一和高二。1947年，就读高二的袁隆平，毛遂自荐参加湖北省运动会，夺得汉口自由泳100米第一名和400米第一名，全省男子自由泳第二名的佳绩，让原先担心他个小，不列入参赛名单的体育老师刮目相看。1948年2月，袁隆平转学到南京中山大学附中，完成高三学业，考入重庆相辉学院农艺学系。相辉学院是复旦大学迁回上海后，由重庆复旦大学校友在重庆办的一所高校。1950年，相辉学院并入西南农学院（现西南大学前身），袁隆平在该校完成农学系农学专业本科学业。 武汉市第四中学·博学中学办学史上一张课桌走出两院士的佳话，传到了我市，莆田人欢腾了，兴奋而自豪地说：“林华宝，我们莆田人！”没错，袁隆平的同桌，著名科学家，中国返回式卫星总设计师，为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卫星回收技术的国家做出了重要贡献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林华宝，是我们莆田人！正是这位杰出的莆田人，与杰出的袁隆平，共同成为罕见的“一张课桌走出两院士”故事的主角。那一年，他回过故乡莆田！ 他的父母亲，他的兄弟姐妹，都在外地生活和工作，他自己也长期在外地生活、读书和工作，故乡对他是个陌生而神奇的梦境。2000年，林华宝终于回到了梦牵魂绕的故乡莆田。他听故乡人叙谈乡情，他给故乡人科普返回式卫星，他欣赏故乡的山水如画，他热爱传奇色彩的妈祖文化。壶山兰水的诗情画意，激活他“海滨邹鲁，文献名邦”“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的故土基因，父老乡亲们的深情厚谊，拉近他与陌生故乡的情感距离。 此次回乡，他还办了一件他和他的亲人长期牵挂于心的事情：探望当年的哲理中学，后来的莆田二中仓后巷校区旧址。这是因为，他家有太多的亲人，在这里读书或工作。他的父亲在这里任副校长期间，他的华媛姐姐就出生在哲理中学的校舍里，成长在哲理中学的校园里。在这里，留下了他的家人太多美好的记忆。 站在哲理中学仓后巷旧址，瞻仰名闻遐迩的百年红砖建筑哲理钟楼，林华宝感慨万千。想到家族、亲戚中这么多有成绩的亲人，都曾受惠于莆田哲理中学的悉心培育，感恩之情油然而生。他决定：把自己的2万元科技奖金捐赠给莆田二中（其前身莆田哲理中学），为这所乐育英才的百年名校持续发展出一点力。 袁隆平院士于2021年5月22日不幸病逝，我们怀着崇高的敬意，沉痛悼念惠泽天下的袁隆平院士！我们怀着崇高的敬意，深情缅怀为人类探索太空做出卓越贡献的林华宝院士！2009年10月6日，袁隆平的那声“老朋友，我来了”，以其纯真的优美旋律，久久缭绕在武汉人民和莆田人民心灵的天空。想来，这一次袁隆平还会走近林华宝的身边，一往深情地说：“老朋友，我来了。”两位中学时代的同桌，两位科学界的泰斗，会在另一个世界，续写怎样的友情故事呢？我们相信，一定会的，因为，你们是永生的！你们的业绩永载史册，你们的精神光昭日月，你们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走进位于武汉市硚口区的武汉市第四中学大门，红色的钟楼旁，两座雕像格外引人注目，分别是校友袁隆平院士和林华宝院士。 最牛课桌！袁隆平先生的高中同桌也是院士 　　“一张课桌两院士” 　　原本的钟楼现在成为校史馆，在二楼有一间复原的教室，第三排的桌子，是按袁隆平当时在四中读书时使用过的课桌复原的。著名的空间技术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林华宝，曾是袁隆平院士的同桌，留下了“一张课桌两院士”的佳话。 最牛课桌！袁隆平先生的高中同桌也是院士 　　“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睿智幽默的老人。”武汉四中原副校长、武汉市第十七中学党总支书记汪波回忆，因为工作的原因，她曾多次与袁隆平院士进行面对面交流，印象最深的一次是2009年4月21日，袁隆平受邀回武汉四中参加“名校友面对面”活动。 　　当时，老人精神矍铄，走进自己当年上课的教室，在第二组第三排靠左的位置坐下，说：“当时我就坐在这里，同桌是林华宝，也是中国工程院院士。” 最牛课桌！袁隆平先生的高中同桌也是院士 　　两人互相当“老师” 　　当着近千名师生的面，袁院士自曝“短板”，说他读中学时数学成绩不太好，一直搞不懂为什么“负负得正”（负数乘以负数得正数）。 　　但同桌林华宝院士的数学成绩非常好，同一道数学题，他一晚上都解不出来，林华宝只需5分钟。那时候，林华宝虽是班上的数学尖子但不会游泳，而他是游泳好手但数学不好，于是两人达成协议，互相当“老师”。 最牛课桌！袁隆平先生的高中同桌也是院士 　　“我划不来，我把他的游泳教好了，他没把我的数学教好。”讲述这段难忘的同窗情谊，袁老风趣幽默的谈吐引来一片笑声。 　　袁隆平告诉学弟学妹们： 　　将来要有所成就，必须先练好身体 　　2015年6月28日，85岁的袁隆平最后一次重返母校，出席世界中学生田径锦标赛开幕式。而此项赛事能够“落地”武汉，还是源于袁隆平6年前的一次提议。 最牛课桌！袁隆平先生的高中同桌也是院士 　　2009年4月，袁隆平回武汉四中参加“名校友面对面”活动。现场，他深情讲述自己在武汉读书时曾获游泳冠军的故事：1947年，湖北省举办全省运动会。他十分喜爱游泳，便向体育老师报名，但由于个子太小，没有入选。 　　不服气的他混进了预赛场地，老师勉强答应让他试试看，结果一鸣惊人，获得了汉口赛区（武汉市）男子100米和400米自由泳的冠军，后来又在全省的比赛中摘得男子自由泳的两块银牌。 　　“将来要有所成就，必须先练好身体。”袁隆平告诉年轻的学弟学妹们。

在完成第一、第二代返回式卫星的研制后，他继续在返回式卫星领域进行探索与研究。积极组织研制队伍，开展后续新型号返回式卫星的研制。为返回式卫星技术的不断发展和保持研制队伍的稳定而呼吁、奔走。极力推荐合格人才尤其是年青一代到卫星的设计岗位。作为返回式卫星总设计师，他带出了一支工程素质和作风都比较高的返回式卫星研制队伍。 老骥伏枥，壮心不已。1997年林华宝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后，集中精力进行返回卫星系统工程的研究和人才的培养。担任返回式卫星工程总师后，他积极组织卫星、运载火箭、发射、测控及地面应用各大系统的总体设计与技术协调，古稀之年仍奔波于各地，来往于工程的各大系统之间。作为博士生导师，在工程任务繁忙之中培养了多名硕士生、博士生，在取得工程成就的同时，为航天事业培养了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