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重庆12月24日电(陈琦 卢圆媛 刘嘉莹)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引领下，站在改革开放40年之际的中国具有哪些优势？重庆正大力发展新兴产业，有哪些发展空间？ 出生于重庆的知名学者、英国诺森比亚大学纽卡斯尔商学院运营管理首席教授熊榆，一直关注着中国的创新驱动发展。他在国内外学术界身兼数职，担任英国剑桥大学可持续领导力学院院士(Fellow)、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浙江大学创新政策研究所所长等职务。 这些头衔有多牛？从首席教授就可见一斑。在英国和美国，博士毕业后的学术级别有博士后、讲师、高级讲师、教授、首席教授(Chair Professor)，首席教授一般一个学科只设一个，也就是说，在英国诺森比亚大学纽卡斯尔商学院的运营管理方向只有熊榆一位首席教授，一般情况下除非他本人退休或者离职，就不能再任命其他首席教授了。 12月18日，熊榆回到家乡，与重庆发布面对面，对以上问题作了解答。他认为，在全球新一轮创新发展中，我国拥有相当大的优势。 中国具有四大优势 作为技术转化领域的权威专家，熊榆连续十一年发起 “中英创业计划大赛”，引入近百个英国高科技项目，积极主导并推动中英创新合作项目。 丰富的经历，让熊榆看到，越来越多国外企业愿意在创新领域跟中国合作。 在熊榆看来，中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备四大优势： 一是数据样本量大，为科技研发提供了样本保障。大数据时代，中国必定跑在世界前沿，也让很多在国外无法开展的研究能在国内得到环境支撑； 二是市场大。在开拓市场阶段，创新产品能得到及时的回馈，创新者能得到更大的发展空间，产品潜力能被充分挖掘； 三是信息时代，国内科研人才的绝对数量将会发挥关键作用，每一个新的应用都可以服务亿万人； 最后，中国政府对创新支持的力度，超过欧美大多数国家，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重庆科技学院培养院士（剑桥大学院士熊榆）(1) 熊榆 受访者供图 建立创新实体合作生态 熊榆介绍，在传统的国际合作中，主要依靠互访、考察、网络沟通等方式互动， 但这些互动模式只能在传统行业(如酒店、地产、工厂等)合作开展，而这样的合作模式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双方无法建立深度的互信。当今时代，高科技领域的合作是建立在充分了解和信任基础上，因此传统合作模式想要推动高科技领域的合作，力度有限。 过去4年，熊榆一直推动国内机构在海外建立实体创新空间，让他们能够长期与国外科研机构和高新企业共同发展，建立互信。 目前，在他的推动下，英国伦敦、纽卡斯尔等地已建立多个中资创新中心，让国内企业在国际科技合作上能够扎根海外。 “远亲不如近邻，用电话远距离嘘寒问暖，不如搬到一起当邻居，这样更能加强对彼此的了解。”不仅如此，熊榆也推动英国创新机构来国内建立实体。不久前，清华启迪与英国国家再生能源技术中心宣布在山东建立联合中心，就是由熊榆发起并推动的。 “希望建立更多的实体联合创新中心，让国际创新更加深入，更加开放。”此外，熊榆还在推动英国国家卫星应用技术中心在中国的合作，同时担任多个中英合作基金的联席董事长和董事。 希望国内打造知识产权保护区 熊榆很看好中国实施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认为其终极目标就是建立完善的创新生态体系，让中华大地成为孵育创新的温床，让全世界的创新技术和人才都向往来国内市场生根发芽。 要做到这一点，熊榆认为，首先需要保障创新者的权益，尊重其知识产权。“希望任何国家的创新者一旦发明了新产品，第一时间不是想到去美国、欧洲实现产业化，而是能够首选中国。” 如何实现这一愿景？熊榆构建了美好蓝图： 比如可以在国内打造一个知识产权保护区，引进有限数量的最新科技企业，并以国际最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来保护这些技术。政府成立知识产权保障基金，一旦这些企业的知识产权受到侵犯，当地政府和园区出资为他们打官司。维护知识产权，把声势造出去，对高科技企业而言，会比仅仅给予招商引资政策更有吸引力。 需实现新旧动能转换 作为重庆人，熊榆一直关注家乡发展。谈起重庆企业在创新之路上还有哪些进步的空间，熊榆认为最重要的是新旧动能转换。 传统的制造业、房地产企业，在今天的发展空间已经有限，在单个企业生产力空前提高的情况下，传统行业内不再需要众多的企业，很多行业只需要2-3家企业就能满足整个市场需求。他认为，企业应该要及时意识到这个情况，转型升级。 熊榆说，“企业应调整战略，以差异化竞争突破困境。可以结合自身的优势，开发一些新的产品。”他举例：拿汽车行业来说，重庆是传统汽车制造业基地，有很强的汽车制造能力。要实现差异化发展，可以引导企业的投资方向，从注重制造能力转变为注重研发能力，比如在智能驾驶、飞行汽车等细分领域发展。 此外还要鼓励引进并保护好国际技术，实现合作共赢。熊教授在英国为包括庞巴迪、道氏化工集团等四个世界500强公司做战略咨询，积累了相当的科技资源，他还一直致力于为国内企业引进英国高新科技，为重庆提供产业升级的能量。 在发掘新动能方面，熊榆则提到了对创意市场的培育。在他看来，创意产业更容易打开国际市场，带来新的就业机会。在这个方面，可以考虑多重视一些有海外经历的留学归国人员。 作为重庆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熊榆也在思考如何发挥留学人员的积极作用。在他看来，留学归国的创业者感觉国内市场潜力无限。熊榆介绍，目前在重庆的留学人员已经在设计、创意、品牌、人工智能、科技金融等多个领域崭露头角，成为重庆释放经济发展新动能的重要力量。 新闻多一点 人才是这样炼成的 作为知名校友，重庆八中以熊榆名字命名了奖学金，以此鼓励更多年轻学生为祖国、为家乡做出贡献。熊榆也表示，自己很期望能帮助家乡培养更多的创新性人才，他在英国已经为重庆培养了6名博士及4名博士后，其中大多数都已回国工作，有的还成为了所在院校的学科带头人。 人才是创新的根基，当今时代呼唤什么样的人才？对此，身为全国青联委员、重庆青联常委的熊榆，给年轻人提出三点建议： 1、专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强调差异化发展。思考自己需要具备什么样的优势，并主动往这个方向努力。 2、关注社会，不与时代脱节。产品创新，不是制造别人没有的，而是许多人都接受并肯买单的。这就需要关注社会动态，判断你的研究与社会需求是否能结合。 3、具有批判思维。对父母、师长、上级提出的观点，不是一味地通盘接受，敢于提出自己的不同想法并积极探讨。

昨（28）天上午，重庆市第八中学校建校八十周年校庆庆典在渝北校区举行，各界宾朋、全校师生员工和全球校友共贺校庆。 6d4cd2c9adf9ae0a0b29fc93c343e5c0.jpg 鼓励同学忠于兴趣和专长 八中校友江育林，三次打破遥控模型飞机世界纪录，庆典上，80岁高龄的他深情回忆当年在校时光。 “有人问我，三次打破遥控模型飞机世界纪录归功于什么？我的答案是持之以恒的态度，用工匠精神严格要求自己，激励自己。我一直坚持做好航模这件事。” 江育林说，大学老师曾对他说“能者为师”，他也把这句话送给在座的同学们，希望大家忠于自己的兴趣和专长，在困难面前努力尝试，把不可能创造为可能，用毕生精力做好一件事情，把职业当事业，把事业当信仰。 0c70d5fab598967f1787483ca4436d6c.jpg 3235b5e840822da4e89ac8bb53a37452.jpg a3d7f56ee1571562f360759b5d8969c6.jpg 在高中阶段锻炼自己的能力 英国诺森比亚大学纽卡斯尔商学院企业运营首席教授熊榆，也回到了母校并在庆典上发言。2006年，象征中国海外留学生学术水平最高荣誉的中国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奖学金，熊榆是当年数千英国华人博士生中选出的26名博士之一。 在熊榆看来，八中老师的责任心影响了他，也让他日后成为了一个有责任心的老师，“现在我的学生也在多所高校担任了教授、副教授的职位，还有学生在英国、美国等拿到终身教职，他们都认为是我的责任心给了他们积极的影响。” “我当上教授时33岁，是英国第一位80后的管理学终身讲席教授，这并非是我扎实的管理学知识在成就我，而是扎实的逻辑思维能力，这个能力的培养，最重要的阶段就是高中。”

时间：2017年5月9日（周二） 14:00-16:30 地点：思源楼326室 主持人： 郁义鸿 教授 主题：探讨英国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主讲人：熊 榆 教授 专家介绍： 熊榆教授，英国诺森比亚大学纽卡斯尔商学院企业运营首席教授（Chair Professor），英国皇家注册工程师，中华全国青联委员，重庆市青联常委，兼任英国商业、能源与产业战略部中英合作专家组核心成员，英国东北创新监测署联席主任，全英中国创业发展协会执行主席， 重庆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熊榆教授还在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重庆大学经管学院和中南大学任兼职教授，在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任兼职研究员。获重庆青年五四奖章并担任伦敦奥运会火炬手。

新华社伦敦１月１１日电专访：中国特色发展模式将获得更广泛认可——访英国诺森比亚大学纽卡斯尔商学院教授熊榆 新华社记者邓茜　温希强 英国诺森比亚大学纽卡斯尔商学院教授熊榆日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中国很可能会在未来５年内成为引导世界发展的风向标，中国特色发展模式将获得更广泛认可。 熊榆表示，对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专注于经济发展与解决人民群众困难是当务之急，而中国无疑是发展中国家的榜样，为各国探索自身发展道路提供了思路。 在他看来，相较于许多其他国家，中国经济、政治及社会的稳定是一个巨大优势，应该牢牢把握这个优势。 “稳定是一个国家能给予人民的最大福利。只要保证了社会稳定，那么科技发展、产业升级、社会内需的充分调动就会使得中国经济长期发展成为必然。”他说。 当今世界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如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和英国“脱欧”等。而近年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３０％，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之源、稳定之锚。 熊榆指出，如今更多国家希望与中国合作，以降低本国发展的不确定性，比如英国就期望通过与中国紧密协作来减少其在“脱欧”进程中遇到的经济波动。“中国经济稳中求进就像是给了世界一颗定心丸，世界需要一股维护开放自由、促进全球共同进步的中坚力量。” 熊榆表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生产力大幅提高，目前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随着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传统的发展方式将不可持续，需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并催生新的产业来推动经济继续发展，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需求。 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他就此说，这充分体现了其辩证性、针对性和与时俱进的特点，为中国经济转型定下了正确方向。 对于中国提出今后要大力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熊榆表示，三大变革相辅相成，形成中国经济当前和未来数十年长期发展的大方向。 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发达国家，正在推动对中国发展道路的研究，希望加深理解，搭上中国发展的顺风车。“中国的国际‘粉丝’数将继续扩大。”熊榆说。（完）

全子一（又名全学道），1928年9月23日出生于四川省蓬溪县常乐乡的一个贫苦农民家，电视技术专家，从50年代起，从事彩色电视传输制式研究工作。他提出时分制（斗链制）彩色电视制式，卫星电视传输制式等，有突出建树。他主持研究的34Mb/s彩色数字电视编解码设备，实现地下核爆炸现场视频传输做出重要贡献。 个人履历 出身 全子一（又名全学道），1928年9月23日出生于四川省蓬溪县常乐乡的一个贫苦农民家，有弟妹各1人，均在10岁前先后夭折。从小喜欢读书，以实现摆脱贫穷的梦想。 1942年考上离家三华里的私立崇文中学初中，因成绩优秀免学杂费，初中毕业以优异成绩考上四川省立成都高级工业职业学校。该校不交学杂费，并免费提供吃住，读完三个学期考上重庆大学电机系电讯组。困扰他的仍然是费用。该校系国立大学，学杂费很少，住宿由学校提供，主要费用是伙食费，批准他为半公费，每月伙食费1块银元，即便如此，家庭负担也重，仅靠母亲和祖母纺线和养猪的收入供给。 经历 1950年夏毕业，获学士学位。毕业先后在重庆成都电信局实习，1951年5月分配到成都电信局工作。1952年秋，调到张家口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通信工程学院学习俄语，后来参与翻译苏联通信大学的教材。1954年春调回北京，参加北京邮电学院的筹组工作。1955年到1957年期间在清华大学进修，向苏联专家学“发送设备与电视技术”等课程。 在北京邮电学院（现改为北京邮电大学）工作这段时间，主要从事无线通信与广播有关的电视以及多媒体等课程的教学、科研工作。并于195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8年-1965年期间，新中国大力提倡科技创新，在超英赶美的号召下，在孟贵民院长的关注下，学校把电视作为重点科研项目之一，教研室组织了对模拟电视和彩色电视系统的研究，全子一是主要参加者。1958年朱德总司令参观了该校研制的模拟黑白电视系统，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这项成果是国内第二个成功研制电视硬件演示系统的单位。 1969年-1970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子一参与了北京市下达的越战中反美导弹的雷达系统研制，与白金榜完成了该系统中定时显示部分，经实验证明该系统反响尾蛇导弹获得可喜的效果。 1970年至1977年期间，我国提出研究自己的彩色电视制式（模拟传输标准），全子一率北京邮电学院彩色电视制式研究小组参加了国家的制式攻关组，后期他提出的时分制（即斗链制）方案被列入全国制式研究的国家计划，与周继鑫等作出了硬件演示系统，提供给国内同行专家评审。 研究 这些研究主要是地面无线传输电视的研究，到20世纪80年代，我国将用通信卫星传输电视，对于PAL制、B.D.D2-MAC制电视哪一个作为卫星传输标准在我国科技界存在较大的争论。因此，他研究卫星传输电视的制式和最优传输参量。1981年主持并完成“电视卫星传输制式及其最优化参量的计算机仿真”大系统研究，该项目的理论结果与国家组织的实际测量相差很小。1989年获得邮电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同年，广电部将D2-MAC制电视作为卫星电视传输的标准。 全子一注意到数字传输的一系列优点，并关注图像的数字压缩前沿研究，分别承担国家七五攻关项目：“34Mb/s数字彩色电视传输设备”以及国防科工委的《34Mb/s数字电视设备》，此项研究与国际同步进行，是一项探索性课题。全子一、董旭、门爱东等于1990年完成硬件系统。由于国际上电视数字压缩尚无标准。他们在数字压缩研究与应用上走在国际的前列。在此期间被评为教授、博导。 成就 1990年代期间，国际上相继出台电视（图像及伴声）信源编解码压缩标准，比如，静止图像的JPEG标准，低码率的H261标准，以及大尺寸活动图像压缩标准MPEG2，这些标准奠定了通信中多媒体的应用。此时，国际上数字电视研究沿着标准化，工艺上的小型化以及各种应用研究发展。全子一即时把研究关注在电视高效压缩编解码小型化硬件实现和它的应用上。 1993年至1995年，他主持了邮电部“八五”科技攻关项目：8Mb/s数字电视编解码器的研究。 1994年参加了叶培大教授领导的“数字高清晰度电视国家重大产业工程”论证，全子一教授为主要起草人。1993年-1995年承担了“八五”科技攻关子课题“HDTV信道编码及调制系统的计算机仿真研究”，所有这些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研究成果 他研究成果较多，获部级科技进步奖一二级及国家科技进步奖共六项。1991年获政府特殊津贴。著作方面，编著大学本科用教材：电视学（1960年编）、电视学基础（1985年）、数字信号处理（1988年）以及研究生教材：数字视频图像处理（2005年）、图像信源压缩编码与信道传输理论（2006年）。在国内外刊物发表论文70~80篇，培养博士生40人左右，硕士生60人左右，现为中国通信学会，中国电子学会的会士。 简历 1928年9月23日 出身于四川省蓬溪县 1946年——1950年 重庆大学电机系电信组 1950年——1952年 重庆电信局实习，成都电信局工作 1952年——1954年 张家口军事通信工程学院学俄语 1955年——1957年 清华大学进修 1958年—— 在北京邮电大学（前身为北京邮电学院）工作 1958年——1966年 任教研室主任，讲师 1974年——1977年 任北京邮电学院科研处处长 1978年——1985年 任教研室主任，副教授 1986年—— 任教授 1990年—— 任博士生导师

李虞庚同志1929年1月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1950年7月重庆大学采矿专业大学毕业并参加工作，1952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获全国“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技专家”荣誉称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先后在玉门矿务局、大庆油田、石油工业部、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等单位工作。曾任玉门矿务局地质勘探处副处长，大庆油田会战指挥部副指挥、总工程师，大庆市局党委副书记、副市长、副局长、总工程师、大庆石油管理局局长，石油工业部副总工程师，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总工程师等职务，1996年12月退休。因病于2012年11月7日逝世，享年83岁。

刘兴才，石油地质勘探专家、国务院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获得者、地学期刊《复式油气田》的创办者、胜利油田地学开拓者促进会主任委员、科胜傅达地球物理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胜新石油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个人简介 1954年6月，从重庆大学地质系石油天然气普查及勘探专业毕业后，投身石油勘探工作。从80年代初起，任胜利油田会战指挥部副指挥、副局长兼总地质师，主持胜利油田勘探工作，组织力量深入探索"胜利石油地质大观园"的基本规律。 个人成绩 他首次提出"济阳坳陷是一个油气区"、"济阳复式油气区中，成油条件最好的东部是一个不同层系、不同类型、不同成因的油气富集的复杂地质体"；提出了"陆相盆地多元复合成烃模式"，率先论述了"富集生油层"和"'低熟烃'的成烃机理"，突破了法国地质地球化学家蒂索提出的"分散有机质干酪根热降解"理论，丰富、完善了我国的陆相生油理论。他首先提出了"济阳坳陷不是无油可找而是大有作为"的论断，提出了"三类三十块"有利含油气区勘探方案，同时总结了复式油气区勘探开发浑然一体、滚动前进的程序、方法和技术。1984年，国家人事部授予他"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技专家"称号。 1985年，他作为主要完成者（第三名）的《渤海湾盆地复式油气聚集（区）带勘探理论与实践......以济阳等坳陷复杂断块油田的勘探开发为例》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他指导应用复式油气区勘探理论和多项新技术，高效勘探、开发了储量2亿多吨的孤东海滩油田等一批大、中型油田，使找油领域向滩海、海洋、外围和深层扩展。为全国石油年产量保持一亿吨以上，实现石油工业的持续稳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1995年退休后，担任胜利油田地学开拓者促进会主任委员和科胜博达地球物理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胜新石油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长，还主持创办了《复式油气田》地学期刊，开辟了培养地学科技人才的新阵地。 1995年10月，他以中方主席身份，主持了"中国、东南亚湖相盆地油气勘探国际学术讨论会"，加强了同国际石油地质界的学术交流。他积极组织胜利油田青年专家与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创办高新技术企业，组织离退休专家开展科技咨询服务，继续为发展石油地质勘探理论和技术贡献力量。

马先生历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桥隧处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工程师等职。参加工作以来，先后参与或主持过喜旧溪大桥、清水河大桥、板其二号大桥、李子沟、花土坡大桥等重点工程的设计、科研与施工工作，主持审定的已建成或正在施工和即将施工的大跨、高墩及特殊复杂预应力混凝土桥梁结构有二十余座，在桥梁设计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2001年获“詹天佑成就奖”和“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称号，同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2002年获“部专业技术带头人”称号，2004年获“全国工程设计大师”称号。

2018年9月28日上午，校党委书记周旬一行在民主湖报告厅会议室，重点围绕大科学装置培育、基础前沿研究、未来学科发展等向重庆市政府副市长李殿勋做科技创新专题汇报。校党委副书记王旭、副校长刘汉龙、科发院常务副院长朱才朝、前沿院副院长康治平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刘汉龙副校长主持。 首先，刘汉龙副校长从战略意义、科学问题、国内外研究现状、前期基础、总体技术方案、主要技术创新、建设规划等方面，介绍了大科学装置前期培育情况。他讲到，该大科学装置瞄准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任务需求，充分发挥我校在超快电子显微技术的国际领先地位，开展超瞬态下的物质科学基础研究，将有利支撑学校“双一流”建设，促进重庆先进材料、生物医疗、智能制造、电子通信等领域的技术创新，对推动物质科学基础研究，抢占科技创新国际制高点具有重要意义。 周旬书记强调学校的发展必须要在某些技术领域实现领跑，不能仅仅复制别人的经验，必须要有自己的特色，在关键研究领域必须要有技术创新和重大突破。他表示学校在超快电子显微技术领域具有较强的研究基础和人才团队，已经取得了显著科研成效，希望市政府支持学校大科学装置培育建设；同时，学校也将着眼于未来科技发展趋势，思考布局新的研究领域方向，培育新的学科增长点，加快推进学校“双一流”建设。 李殿勋副市长对学校科技创新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希望学校面向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提前谋划新兴前沿领域，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他还对学校大科学装置前期培育建设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从工作推动方法论、后续工作规划、具体操作等方面提出了宝贵建议和意见。他认为，该大科学装置瞄准科技前沿，着眼于物质科学基础研究，立足重庆，服务西部，服务全国，蕴含重大基础创新，具有重大科学意义和工业应用需求。他还建议学校按照“整合资源，分步到位、统筹规划、先易后难”的方式，进一步完善建设方案，并加强与市级相关部门沟通协调，加快推进大科学装置培育建设论证和实施工作，催生具有国际影响的重大原创性科研成果，支撑重庆大学“双一流”建设，为推动重庆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会后，王旭副书记还结合学校实际，汇报了工业互联网专业设置、学生培养与就业等相关情况。

11月2日上午，校党委书记周旬同志在1教205会议室听取了第二轮巡察组工作情况汇报,并对做好巡察工作提出要求。校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巡察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陶举虎主持汇报会。 第一巡察组组长孙跃、第二巡察组组长李嘉明在会上分别汇报了对法学院党委、资源及环境科学学院党委、数学与统计学院党委和物理学院党委的巡察情况，主要汇报了开展工作的基本情况和巡察拟反馈意见。纪委办正处级纪检员、巡察办公室主任何栎就学校党委第二轮巡察工作开展总体情况及下一步工作安排作了汇报。 听取情况汇报后，周旬书记作了讲话，对第二轮巡察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他指出，在学校党委的领导下，巡察领导小组和巡察办在巡察组织中做了大量工作，巡察工作有序有效推进。巡察组工作认真负责，程序严谨规范，敢于直视问题，充分体现了巡察干部的责任担当。他强调，一是要定位政治巡察。聚焦巡察主要任务，对标对表进行政治体检，同时注重政治和业务有机统一，防止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两张皮”，要从业务入手分析问题，从政治高度判断问题。二是要发现共性问题。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找出病灶，深刻分析，推动职能部门和其他二级党组织同步整改，提升学校党建工作整体水平。三是要强化成果运用。要切实把巡察工作与学校党委的各项工作协同起来，多管齐下，扎实做好巡察“后半篇文章”，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为“双一流”建设保驾护航。 校纪委副书记、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夏玉峰和第二轮党委巡察组四位副组长参加会议。

七月中旬，我怀着期待又忐忑的心情乘上驶往贝尔法斯特的飞机，开始了为期一月的交流学习。当时卖力学习各类英语日常表达的我似乎还没意识到与祖国相隔七小时时差意味着什么，而短短一个月后，我弄清了何为乡愁，也对我中国人这一身份有了更清楚的认知。 初到异国他乡，难免对目力所及的事物都充满好奇，并为之感到惊喜。随处可见的古老建筑、精心打造的街道公园、彰显个性历史的涂鸦壁画……这些之前只能在一方屏幕中才能看见的事物真真切切呈现在我面前时，我对这个城市、这个国家的欣赏和好感油然而生，甚至一种名为羡慕的稍带负面的情绪也悄然出现。 然而当我走得更远，看得更多之后，新鲜感慢慢退去。我意识到我所在的区域是城市中心，是作为名片向世人展示的地方。当我第一次走进伦敦一区旁一片老旧社区时，着实让我清醒了一把。破旧的民宿，拥挤的陈设，简陋的设施让我体会到普通人民的生活状态并没有影片等展示的那么好。我也终归意识到这是一个阶级社会，不同的人有自己的辛酸。他们的教育着实先进，资源丰富，但终究是精英教育。仅管学费不到留学生的一半，但那也将近一万英镑每学年，这笔数字对当地人也并非易事。反观中国，我无法代表大部分人，但对于勤奋优秀的人，至少国家会不留余力地帮助其完成学业。大环境也为其提供了相对公平的竞争上升环境，不存在阶级固化。 既然是交流学习，在对方院校的学习体验怎么样呢？我的回答是：好，但更重要的是让我坚定了我校的教学也并不差的事实。对方院校毕竟是一所底蕴雄厚的高校，资金设施肯定与我校有不少差距。我只待了一月，无法客观评判好坏。但对我个人而言，无论设施多么先进，那只是一个平台，更重要的教学方法和自己的学习。女王大学的图书馆、计算机楼的设施齐全完备。实验室的实验平台和仿真平台也大都与我校不同，深入了解后发现二者各有优点。女王大学的实验教学理念偏实操，同时综合吸纳各种软硬件长处进行辅助，化繁而简，激发培养学生自主动手能力为主要目的。 在营中，三位导师都给与了我很大的帮助和启发，但我校优秀讲师也并非不能与之相比。在听讲座的时候，明显发现其和国内形式相差不多，讲师讲解细致，深入的地方也不会因为与考试无关而略过。此点与国内课程没有太大区别。最大的不同如上述，对方更注重的是实操，提供大量的项目设计，各种接触更真实实用的操作的机会。实验室讲师的一位大一学生就跟随他完成了一个基于树莓派的魔方自动还原的设计，其中接触的知识面很大，也对学生的工程乃至科研兴趣的培养有着巨大的作用。我们也有SRTP科研培养项目，但我觉得我们可以改进我们的课程设计环节，提供一些多样化的综合设计课程，鼓励学生平时多走进实验室。这一点对于我们来讲有心但实施起来着实费力，需要一个过程来走。 不得不提的是，对方院校对学生生活心理就业等方面的关注和工作确实上心且先进。专门设立各个部门分管以上几个方面，从各个角度引导帮助学生适应校园生活并为其指导发展方向。虽然我们已经在大力发展此类工作，但从形式和内容上，我们还需结合自身需求进一步发展。此外，有一个细节是在贝尔法斯特生活的时候无论哪里，防火安全门都是紧闭的，学校每周都有火警测试，值得后勤安全部门学习。 说罢教育方面的问题，文化这一话题是绕不开的。第一次感受到文化的不同是在女王大学的一个礼堂中晚餐，当一套西式餐具整整齐齐摆在我面前时，我突然意识到咱们的传承在哪呢？又有多少人知道中式用餐的礼仪呢？辉煌的五千年历史痕迹的确渐渐在我们生活中淡去。但两国的历史经历毕竟不同，改革和革命终究是两条道路。我们没有随处可见的精美古老建筑，但我们有经济实惠的公租房；我们没有精致的花园公园，但大妈也能在广场起舞自娱……不讲税收就谈福利根本没有可比性。但中国的的确确是在为人民幸福而努力。文化底蕴的传承终会走出幕后，登上为发展让步的时代舞台。 在历史的转折点我们选择了集体主义，毅然决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正是集体主义和民族精神让中国人“进化”出更强大地适应力，扎根世界各地。我相信很多人对集体并没有特别强烈的感情，那是因为我们早已融于其中，或大或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归宿。集体提供帮助，个体回报集体。人作为群居动物的这一属性在中国各地的水泥森林中升华为共存，熠熠发光。 我并非吹捧集体主义，西方个人主义也受到很多人欣赏。但身处集体难免会人云亦云，随大众，缺乏个性。这一点可从国民素质看出一二。在英国生活的一月中真的感受得到身边的人都时时刻刻谨记尊重二字。有人打趣英国人“sorry”“thank you”不离口，这礼貌用语背后是真切的尊重和人格平等。而国内相当大一部分群众是持“大家都这么做，我做也没事。”的心理。我终于明白素质教育为何被如此重视。知识只能提升竞争力，而素质教育才能丰满为人。 我曾倔强地认为我可以入乡随俗，一个月而已，不用大动干戈做川菜，西式料理方便又省事。但当我在伦敦唐人街的一家湖南粉店，体会到久违的辛辣味觉时，淡淡的乡愁涌上心头，随即被从胃中传出的因熟悉食物到来的满足感填满。那一刻我意识到我终究是一名中国人，有着中国心和中国胃。七个小时时差隔断的也不仅是白天和黑夜，更是两种制度和主义。 以前轻佻地扬言留学甚至留洋工作，真切体会后才明白要舍弃的和自己承受的有太多太多。留学这档子事，还需慎重考虑。由衷感谢学校学院提供的交流机会，让我能走出自己的一亩三寸地，看看世界，看清自己。以后还有机会，也想厚着脸皮再行一次！

1979年的今天，中国“计生教父”马寅初获得彻底平反。4年后，“计划生育”成为基本国策。 　　直到最近几年，这一国策开始松动。 　　2018年9月10日，“计划生育”从新组建的国家卫健委内设机构名称中消失。 　　这也是1981年以来，政府部门中第一次不再有“计划生育”的名称。 　　因“新人口论”而起起落落，最终影响中国生育政策马寅初先生，在得到平反的这一天恐怕没有想到，29年后他将再次成为人们争议的对象。 　　“新人口论” 　　出生于1882年的马寅初从小聪颖好学，24岁时被清政府保送至美国留学，十年间先后获得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由于学术背景过硬，从事的又是新兴的经济学研究，马寅初回国后地位特殊。当时北大教授大多乘人力车到校授课，而马寅初乘坐的是中国银行的大马车。 　　由于资格老，又怀有一腔热血，就连蒋介石也不敢轻易动他，只能将其关押软禁。在建国后，他被任命为北大校长，在稳定物价、防止通胀方面做出贡献。 但马寅初身上最广为人知的标签，还是《新人口论》。他也因此被认为是中国的“计生教父”。 　　50年代初，马寅初开始研究中国人口增长过快的现实问题，他是这样分析的： 　　第一，国家百废待兴，要实现赶超战略，必须增加积累和控制消费，而要控制消费，就必须控制人口。 　　第二，工业化意味着机械化、自动化，劳动力将趋向于剩余，如果为安排就业而不得不搞低效率劳动，实际上是拖工业化后腿。 　　第三，“就粮食而论， 亦非控制人口不可”。当时全国人均不足3亩地，大面积垦荒短期难以实现，“政府对人口若再不设法控制，难免农民把一切恩德变为失望与不满”。

直言而至，直道而行。虽千万人吾往矣！ 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受命不迁生南国兮！ 1882年6月24日午后，马寅初诞生在浙江绍兴府嵊县浦口镇一酿酒世家。南国初夏，天地温暖。这是马年、马月、马日、马时，在马家发生的大喜事。“五马齐全”，给后头带来了真正的“马首是瞻”。 百年过去，1982年5月10日下午，马寅初走完了整整一个世纪风云激荡的传奇人生，享年101岁。 飞峙的庐山 “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毛泽东在1959年夏天登上庐山畅快赋诗时，已有盘山公路；马寅初当年上庐山，可要步行爬山，或者坐轿子上山。 1937年6月，马寅初接到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在23日发出的一份《请柬》，文绉绉的措辞说：“庐山夏日，景候清嘉，嘤鸣之求，匪伊朝夕。先生积学盛名，世所共仰，汪蒋二公，拟因暑季畅接光华，奉约高轩，一游牯岭，聆珠玉之谈吐，比金石之攻错……”云云。这是邀请马寅初上庐山，参加蒋介石的抗日谈话会，地点在牯岭火莲院传习学舍。牯岭是庐山上的小集镇，一座公园式的美丽的“云中山城”，到这里还真不是为了“一游”。 此时距离卢沟桥事变爆发尚有两周。然而形势逼人，有识之士早已见到日本扩大侵华的端倪。在1937年1月1日，马寅初就发表了《中日问题》一文，认为中日两国土壤接近，同文同种，皆有特殊之便利，本可通过正常贸易，共存共荣；而日本所采策略，方法拙劣；“日本以武力侵略中国之程度愈深，则英、美、苏俄等国抗日之结合亦必愈固”。 作为敏锐的经济学家，马寅初早就洞见中日必有一战，他对中国战时财政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和预测，认为已有财政制度不利于战争，提出了未雨绸缪的战时政策。 蒋介石邀请各界名流到庐山座谈抗日，马寅初当然乐意前往。他在7月4日乘冯玉祥的专车抵达庐山。文教界上了山的名流还有：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傅斯年、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等等。 7月17日，在158人出席的谈话会上，蒋介石发表了载入抗战史册的抗日宣言：“如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而据《周恩来年谱》记载，蒋不允许当时在庐山上的周恩来、林伯渠、博古出席谈话会，“实质上仍不允许中共公开活动”。 马寅初参加经济组座谈，讨论战时财政与金融问题；人人畅思畅言，各论精彩纷呈，马寅初作了详细的笔录，并整理成文，其结论说，要与敌人作长期之抗战，“盖能牺牲而后始能生存，世界上决不能有不肯牺牲而得苟安之族也”。 由于形势的急剧变化，他原定8月28日至29日的江山县之行，是无法如期成行了。这个月初，浙江省抗敌后援会成立，马寅初、竺可桢都成为后援会的委员。 到了12月，马寅初再次出席庐山谈话会，讨论战时财政问题。那时山居生活，非常简朴清苦。马寅初的外孙女寿纪瑜在《忆1937年与外公在庐山》一文中记述： 秋天，家里开始为前线的抗战将士制作棉服。山间雪来早，随着天气转凉，空中飘起大雪，到处是白茫茫的一片，出行脚上套着草鞋。我印象中，外祖父过日子本来就比较节约，这时居山已久，更要精打细算。为了我们上学路上遮挡雨雪，家里买来油布为我们缝制雨衣。那时的油布又粗又厚又硬，母亲缝破了手。我穿着自制的雨衣上学，甚至被有的同学取笑。进入冬季，山上的物资也日渐稀缺。为了节约开支，我们还搬了家，餐室内唯一的一炉煤火不旺，寒气袭人。时局的发展，国土的沦陷，无不增添外祖父的忧虑。随着岁暮的临近，他已经在着手去重庆的准备工作了。 1937年年末，马寅初离开庐山，经武汉转赴“陪都”重庆。一路所见，“国破山河碎”，国将不国的悲愤直涌心头。

马寅初：“言人之言者易，言人之欲言者难，言人之不敢言者就更难。” 马思泽：“我爷爷的性格确实具有嵊州人特有的那种倔强，但通常他为人做事、撰文演讲的风格很平实，很多时候又显得诙谐幽默。” 1939年，马寅初在《新华日报》等报刊接连发表《提议对发国难财者开办临时财产税以充战后之复兴经费》《对发国难财者征收临时财产税为我国财政与金融唯一的出路》等文章，并公开发表“我们要发国难财的人拿出钱收回膨胀的纸币”等演讲，说：“为了抗战，英勇的数十万将士在前方流血牺牲，我们文人在后方无所贡献，也应当不惜死于后方，把应该说的话大胆地说出来。” 20年后的1959年，马寅初以长达5万字的《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刊登在《新建设》杂志上，反击他因发表《新人口论》等文章遭到的批判。文后附带两篇声明，其一为《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书》，写道：“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言人之言者易，言人之欲言者难，言人之不敢言者就更难。”马寅初因此成为人们心中 “不屈不忍”的一个战士。 马寅初（1882-1982），浙江绍兴嵊县人。1902年考取北洋大学，主修矿业工程。1907年官派赴美，入耶鲁大学，3年后获文学士，继而入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院深造财政金融专业，1914年写出题为《纽约市的财政》的博士论文，轰动当时美国的财政经济界，并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为哥伦比亚大学一年级的教材。 1912年马寅初在美加入国民党。后来他常以老党员自居，犯颜直谏。 1914年底，马寅初回国，不久任北洋政府财政部职员兼中国银行总司券，并在北大执教。蔡元培主持北大后，从1917年起，马寅初任经济、商学门主任，1919年成为北大首任教务长。 在北大，马寅初主要讲授银行学、货币学、保险学、交易所论、汇率论等应用经济学课程，这在当时是很新的专业，而引起国内朝野注意的则是他关于中国现实经济的公开演讲和文章，仅1920年至1927年他的演讲就汇编出版了四本书，马寅初因此赢得了很高声望，成为民国时期的四大经济学家之一，也因此进入南京国民政府，担任了立法院委员、立法院经济委员会与财政委员会委员长等职。实际上，上世纪30年代初国民政府公布的很多商法，如交易所法、银行法、工厂法都是在马寅初的组织下通过的。 1938年，马寅初全家流亡到重庆。1939年大后方经济形势急转直下，恶性通货膨胀出现。人民生活日渐艰难，一批官僚资本家则大发国难财。马寅初公开提出征收发国难财者财产税的主张引起社会极大关注，他在公开场合一而再再而三地抨击政府，1940年12月，蒋介石终于下令将他秘密逮捕，直到1944年12月，62岁的马寅初才得到自由。 新中国成立后，马寅初先后出任浙江大学和北京大学校长，并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 从1954年至1958年，马寅初每年都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深入城市、乡村从事调研。他后来备受争议而又最具影响力的《新人口论》就是在这一时期的大量调查研究基础上完成的。 1957年夏，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北京召开，马寅初就人口控制问题作了发言，7月5日《人民日报》用整版篇幅刊登了他的发言，这就是著名的《新人口论》。 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带动了对这个问题的一场讨论，马寅初也由此遭到报纸上的批判。但马寅初坚持自己的观点，第二年也就是1958年2月的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马寅初还是作了《有计划地生育和文化技术下乡》的发言。这一年他也和往年一样仍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到基层调研。从山东、江苏、江西、河南、广东，再到海南岛，一路上他都很关注批判他的文章，叫秘书收集各种报刊杂志。那段时间，北大校园里的大字报也是铺天盖地，甚至一直贴到他住的地方，但马寅初既不怒气冲冲，也不垂头丧气，看大字报时甚至面带笑容。 1959年马寅初刊登在《新建设》上的另一篇附带声明是《对爱护我者说几句话并表示衷心的感谢》，文中说，“我还要对另一位好朋友表示感忱，并道歉意。我在重庆受难的时候，他千方百计来营救；我一九四九年自香港北上参政，也是应他的电召而来。但是这次遇到了学术问题，我没有接受他真心诚意的劝告，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希望我的这位朋友仍然虚怀若谷，不要把我拒绝检讨视为抗命。”马寅初提到的这位朋友就是他一直敬重的周恩来。 1960年，北大大饭厅贴出布告，称经教育部批准，马寅初不再担任北大校长的职务。1962年，81岁的马寅初最后一次以人大代表的身份下乡调研。年轻的时候马寅初就养成了洗冷水澡的习惯，但这一次却受了风寒，并发展成肺炎。这场大病使他大伤元气，从此他很少再出家门。 不能出门的马寅初开始了他农书的写作。他把宣纸裁成一条条的，用毛笔竖着写，写完以后一卷一卷地用浆糊接起来。他用3年时间写了一百万字，阐述他对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些意见。但在文化大革命所谓“破四旧”时，这本书的手稿连同一些书信和字画都被马家自行销毁了。 好在马寅初还算平安地度过了文化大革命，因为他和宋庆龄、何香凝、华罗庚、邵力子等一起被列入受保护的爱国人士名单中，拟定这个名单的，还是他的好朋友周恩来。 “我爷爷的性格确实具有嵊州人特有的那种倔强，但通常他为人做事、撰文演讲的风格很平实，很多时候又显得诙谐幽默。”“爷爷个头不高，脸型和体态均很圆浑，不像鲁迅先生那样有棱角，完全不像个‘战士’。他将‘事’与‘人’分得很开。听我父亲讲，在重庆时期，爷爷在各种场合撰文演讲，猛烈抨击四大家族发国难财的财税政策，但同时又仍能与他们交往，所以在重庆大学的师生为深陷囹圄、失去自由的爷爷举办60寿辰庆贺会的时候，孔祥熙也送来了贺联。”马寅初的孙子马思泽说。 据说，马寅初喜欢以“兄弟”自称，而且不分场合，也不论对象的年龄大小、职位高低。 有一个说法。有一次在中南海开会时，马寅初向毛泽东提出请求：“要‘兄弟’把北大办成第一流学府，主席您就得支持我的工作。”毛泽东问：“你要怎样的支持呢？”马寅初说：“不要别的，只希望主席能批准，‘兄弟’点名邀请谁到北大演讲，就请不要拒绝。” 有一个佐证。1951年6月1日，在北京大学的民主广场举行校长马寅初就职典礼，马寅初在致辞中说：“‘兄弟’既受政府任命我就依照政府意旨做事，希望大家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努力完成我们的任务。” 有一个制度。在马寅初主政北京大学期间，每年除夕都在大膳厅举行全校新年团拜会。新年钟声一响，马寅初准时出现在全校师生面前，或因兴致佳好，或因酒后微醺，总是红光满面，必以“兄弟”自称，向全校师生祝贺新年。

马寅初的父亲马棣生(1851-1909)，又名庆常，绍兴县小皋埠村人，祖上以农为业，家境小康。小皋埠马氏是从嵊县北山马村徙居绍兴的，民国前，每逢清明节，房头家长总要带着各宗的人回马村祭祖。 　　绍兴产黄酒，小皋埠马氏多经营酒业。清道光初年，马棣生的族叔马六公率先迁居嵊县浦口镇，创办了嵊县第一家酒作坊，名叫茂记。浦口依畔黄泽江，江水清醇如泉，船筏运输便利，谷麦原料丰富，是一个酿酒的胜地。至光绪年间，马氏又相继在浦口办了钰记、树记、文记、堃记四家酒坊，有五马渡浦口之说。钰记创于道光晚期，业主马赓良是马棣生的堂兄，是个举人，工诗善文，在浦口买了10多亩田，同治年间作的诗中，就有了“嵊县浦口吾东屯”的句子。那时，酒坊大多兼营米业，马棣生16岁那年，马赓良带他到钰记米店里做学徒。 　　马棣生的父亲肇奎，生他和阿哥庆润，小辈们叫他哥为大庆公公，叫他小庆公公。他结婚后，妻子住在小皋埠，隔年一胎，生下了孟希(师善)、仲复(膺善)、叔培(桓善)三个儿子。后来，他变卖了家产，在浦口镇江边名叫柏树下的地方，买了一幢三间二居头的旧楼房，办了一家酒作坊，取名为“树记”，便把妻儿接到浦口定居。光绪四年(1878)，四儿子季余(积善)出生后，妻子病故了，安葬在仙岩镇中王舍村东面的小山坡下。马棣生经营有方，树记获利弥多，为了扩大经营，他买了镇中街面上的一片旧房空地，造了一幢18间式砖瓦新楼房，成为浦口镇上的一个大户。 　　新楼落成后，马棣生又娶绍兴王氏为妻，于1882年6月24日生下了第五个儿子马寅初，又名元善，昵称阿元。旧时的富户人家，卧房和产房是分开的，马棣生夫妇的寝室在楼上，产房在楼下中片西二间，马寅初和他的妹妹锦霞、锦文便诞生在这个房间里。 　　对大户人家来说，孩子满月是个盛大的节日。马寅初满月那天，马棣生设宴款待亲邻，还从城里请来了一位手艺高明的理发师傅，为马寅初剃满月头。这位理发师傅姓庞，天台人，马寅初从美国回来后，得知他为妹夫杨公和茧行的人理发，住在城里时便请他理发，听他说剃满月头的陈年旧事。 　　马寅初满月不久，母亲抱他到小皋埠的庵堂里寄养了几个月。按照迷信的说法，在寺庙庵堂里寄养过的孩子，菩萨会保佑他，能够长命富贵。这个庵堂在小皋埠南面的丘陵里，是马氏祖宗的一片坟山，邻近是南宋小朝廷的皇陵攒宫。庵堂里住着一个慧能尼姑，大家都叫她能婆婆，论辈份是马寅初的族婶。她命苦，婚后未育便死了丈夫，从此削发修行。慧能特爱马寅初，抱他亲他，天天为他烧香念佛。王夫人从小就教导马寅初，长大了要像亲生母亲那样孝敬她。马寅初果不忘母教，每次路过小皋埠，总要停下车来，特地去看望能婆婆，送些礼物给她。他还把能婆婆接到杭州家里住过一些日子，陪她游玩西湖，到灵隐寺进香。他常称赞能婆婆腌的苋菜梗特别好吃，即清爽，又清口，想起就开胃口。 　　马棣生很精明，生意一直兴旺发达，开始为上海客商代营茧业。他的小女锦文嫁给城里富商杨公和茧行的二少爷，长女锦霞嫁黄泽镇士绅余曰昌，后来孟希在黄泽镇开了一家瑞源茧行。但茧丝业是本地商人的强项，外地人很难涉界，且孟希乏能，又染上烟瘾，瑞源终以蚀本告终。 　　马棣生为前妻所生的四个儿子娶了四个绍兴媳妇，为马寅初在嵊县定了一门娃娃亲。马寅初是7岁定亲的，未婚妻姓黄，是下新建村的首富，离浦口只有五里地。黄小姐15岁那年生病死了，马棣生用花轿把她的灵牌迎来，与马寅初拜了堂。马寅初很爱黄小姐，她死后，从各方面关怀照顾黄家，每次回浦口，总要到黄小姐的坟前低头致哀。1901年冬，马寅初在上海英华书馆读书时，与张桂君结婚。张桂君昵称团妹，城北沙园村人，家境并不富裕，是一个破落了的书香人家。 　　马寅初赴美留学不久，马棣生去世了，与前妻合墓。马棣生夫妇乐善好施，人缘很好，出葬那天，四邻送葬的人有十里多长，灵柩渡剡溪三聚潭时，船筏户联合赠送浮桥一座，上下船只自愿临时停航，使王夫人十分感动。后来，她对子孙们说：“我们来嵊县不过二十多年，他死了有这许多人哀悼他，真是极其哀荣，我希望你们本着他的遗志扩大开来，给地方人们谋幸福”(摘自1950年马棣生之孙马本忠《自传》手稿，存嵊州市档案馆。) 　　1919年3月22日，王夫人去世，马寅初在下王舍村买了一座面积约十几亩的小山，名叫金鸡山，将母亲安葬在那里，与父亲的墓地隔路相对，相距一里多路。后来，树记一蹶不振，家境每况愈下，到三十年代，马寅初的四个哥哥相继去世，他成了一家之主，经济上和侄辈们的学业开销全靠他一人支撑。他家在浦口的田产不多，他又买了19亩田，列在父亲名下，出租给佃农，以弥补嫂侄们的生活。 　　马家是个大家庭，一直没有分家，在家的人都居住在树记新楼里。在这幢楼房内，有一间房子始终空着，这就是王夫人的产房。这是马寅初为了纪念母亲定下的一条家规，不许小辈们占作卧室。这间房子里的家具，一直原封不动，里面有一张旧棕床，一张梳头桌，二条靠背椅。马寅初每次回浦口，首先就进这间产房里，低头坐着，以表示对母亲的孝敬和思念。凡在这时，家人都站在门外，不得进房打扰。1962年1月，八十高龄的马寅初到嵊县调查包产到户，这是他最后一次回故乡。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他的一言一行都被详细的记录下来，在县统战部向省统战部禀报的一份“绝密”文件中，有这样一段记录：“1月12日上午10时左右到浦口镇，先到青年时马做寝室的房子里，又到他母亲做产的房子里，低头流泪五分钟(主要是思念母亲)。”据陪去的余国柱副县长回忆，马寅初从母亲的产房里走出来时，竟像小孩子那样癫了起来，说：“我娘做产的床不见了。”余副县长忙派人去调查，原来床被他那个在家务农的侄子卖掉了，那时生活实在太困难，换了几十斤米。马寅初得知后，当即拿出200元钱，叫阿侄把床去赎回来，原样放好。 　　今天，树记新楼已被命名为马寅初故居，县人民政府将他列为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出资进行了一些修整，王夫人的这间产房，仍被完好的保存着。但有些传记和文章说“马寅初出生在绍兴，五岁才到浦口。”对这种说法，马老的儿子马本寅先生回嵊县时，马玉然老师曾问过他，他说：“父亲生前曾多次对我们兄弟姐妹说过，他出生在浦口镇。”

9月15日，以“聚力工业互联·共建智造重镇”为主题的2020线上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第三届工业互联网和智能制造高峰论坛在重庆成功举办。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旬、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副司长石红艳出席论坛并致辞。中国工程院院士、知名专家学者、世界500强企业及相关政府部门、行业代表近300人参加论坛。 大咖共话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平通过云端视频作了“工业互联网助力智能制造”的主旨报告，全面分析了基于5G技术的工业互联网应用，深入剖析了工业互联网未来发展路径。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冯伟作了“发展工业互联网平台体系 打造两化深度融合升级版”专题报告，为建设和推广工业互联网平台带来重要参考价值。 中国联通副总经理梁宝俊、西门子高级副总裁商慧杰、中国信通院副所长李海花、三菱电机董事兼副总经理颖川刚志、奇安信副总裁张聪、树根互联副总裁黄路川分别作了“5G赋能融合创新 共创数字新未来”、“韧性发展·共创数字化未来”、“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加速推动智能制造创新发展”、“绿色智能制造解决方案‘E-JIT’”、“内生安全赋能智能制造的数字化转型”、“新基建，工业互联网赋能产业链转型升级”的精彩主题分享，为推进全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创新的经验，指出新的发展路径。 此外，重庆建工建材物流董事长张兴礼、重庆机电智能制造董事长岳相军、重庆允成科技董事长尹云峰分别就工业互联网和智能制造在重庆的创新实践经验作了精彩分享，对行业指导、区域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十大二级节点启动上线 十家“智能制造标杆企业”出炉 据了解，作为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国家顶级节点之一，重庆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顶级节点、二级节点、企业节点以及标识创新应用建设一直走在全国前列，成为重庆乃至西部地区加快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基石和关键支撑。 当天，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顶级节点（重庆）建设再迎重要节点：十大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二级节点启动上线，覆盖建筑、医疗器械、汽车、五金等多个工业领域以及综合行业，将有力推动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的深度融合应用，提升重庆新型基础设施关键基础能力，赋能重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 此外，为贯彻落实《重庆市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8—2020年）》、《重庆市发展智能制造实施方案（2019—2022年）》等文件精神，创建一批智能制造标杆企业，以标杆带动示范，加快重庆市制造业智能化转型步伐，市经济信息委组织评选了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华邦制药有限公司、重庆美心（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宗申发动机制造有限公司、英业达（重庆）有限公司、重庆惠科金扬科技有限公司、重庆市天实精工科技有限公司、玖龙纸业（重庆）有限公司、重庆华峰化工有限公司、重庆宏钢数控机床有限公司十家重庆市智能制造标杆企业。在论坛上，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旬、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副司长石红艳等领导向10家企业代表进行了授牌。 工业互联网和智能制造三大公共服务平台首发上线 本次论坛上，重庆市工业互联网公共服务平台、重庆市工业互联网安全态势感知平台和重庆市智能制造信息管理平台重磅发布，进一步增强全市工业互联网和智能制造公共服务能力。 据了解，重庆市工业互联网公共服务平台旨在全力打造“政产学研金用”服务全产业链生态。该平台建设主要包括三类主体、一个产业发展数据中心、七大功能模块和N个公共服务能力，平台上线运行后，将为政府、制造业企业、平台及服务企业搭建沟通桥梁，提供公共服务窗口。 重庆市工业互联网安全态势感知平台是按照工信部“一省市一平台”思路建设的省级工业互联网安全态势感知平台。平台上线后，将具备流量监测解析、主动探测、网络攻击被动诱捕等能力，可为政府、网络基础设施运营企业、工业互联网平台企业、工业企业等提供技术支撑。 重庆市智能制造信息管理平台，是重庆市基于《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模型》等国家标准，开发的企业智能制造水平评估系统。平台上线后，将全面评测企业智能制造能力，全景式展现全市智能制造发展水平，为企业发展、政府决策提供重要支撑。 此外，由重庆市经济信息委指导，中国信通院西部分院、重庆工商大学、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重庆分联盟、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联盟重庆分盟、重庆市物联网产业协会、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忽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中移物联网有限公司等单位和企业，共同编撰的《2020重庆市智能制造案例集》、《2020重庆市工业互联网案例集》、《2020重庆市物联网案例集》也在论坛上首次发布。三个案例集面向全市收录创新应用案例共30个，旨在发挥龙头企业典型案例示范带动作用，共同探索数字化转型新路径，助推我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近距离体验“5G+工业互联网”创新应用场景 会场外，中国联通联合长安汽车通过工业沙盘现场展示“5G+工业互联网”协同智造工厂生产全过程，全面展现数字化、无人化、网络化技术在生产车间的综合应用。据了解，这是中国联通联合长安汽车利用5G、边缘云计算、工业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汽车生产制造的融合，打造的汽车行业首个基于“5G+工业互联网”协同智造工厂。 在体验展区，中国联通运用5G+AR技术，模拟汽车远程运维服务场景，嘉宾通过佩戴AR眼镜即可现场连线汽车远程服务专家，并基于第一视角画面进行音视频通讯，实时解决用车过程中的突发问题，同时，通过5G终端扫描汽车方向盘，3D呈现汽车使用说明书，为嘉宾带来全新用车体验。

1928年2月13日，沈忠厚出生在四川省大竹县一个山寨里。 1947年9月—1951年9月，在重庆大学采矿系（石油工程）学习。 1951年9月—1955年9月，在重庆大学采矿系工作。 1955年9月—1962年9月，在北京石油学院钻井教研室工作。 1962年9月—1983年9月，担任北京（华东）石油学院开发系教研副主任。 1983年9月—1990年9月，担任石油大学石油工程系系主任、研究所所长。 1990年9月—2001年9月，担任石油大学石油工程系射流研究中心主任。 2001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部）。 2021年2月5日，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教授沈忠厚，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痛心！ 我国“钻头之父” 油气井工程学科奠基人 沈忠厚院士逝世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教授沈忠厚，因病医治无效，于2021年2月5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沈忠厚，1928年2月13日出生于四川大竹，1947年至1951年就读于重庆大学，曾在美国西南路易斯安那大学和日本东北大学访学交流，先后在重庆大学、北京石油学院、华东石油学院、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和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工作。2001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沈忠厚是我国著名的油气井工程技术专家、水射流专家、教育家，油气井工程学科奠基人。长期从事高压水射流理论与技术研究工作，在淹没非自由射流、自振空化射流理论与技术等方面取得重要突破，将射流技术与钻井工程相结合，开辟了我国石油钻井技术的新领域，为我国石油行业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 科研成就 据2020年3月中国工程院官网显示，沈忠厚将水射流技术与钻井工程相结合，对钻井工程做出创造性成果和贡献，其主要成果有： 1、结合研制高效钻头，对淹没非自由射流动力学规律、自振空化射流理论和机械及水力联合破岩理论有重要突破和发展，在此基础上又发明了新型加长喷嘴牙轮钻头、自振空化射流钻头和机械及水力联合破岩钻头等三种崭新高效钻头，三种钻头在油田应用大幅度提高机械钻速，在10余个油田和地区应用3500余只，获直接经济效益过亿元。 2、在中国国内外首次建立了钻井工程以井底岩石面获最大水功率为目标函数水力设计新方法，解决了钻井工程长期没有解决的水力设计理论问题。 3、与研究中心有关同志一道首创自振空化旋转射流处理油井近井地层及解堵新技术，在11个油田和地区400余口井上应用，创经济效益过亿元。 4、提出超临界CO2钻完井提高油气采收率新思路，并指导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 沈忠厚一直教导学生“要上山不要下海”：“上山”就是要迎难而上，勇攀科研高峰；“下海”就是利用科研成果谋取个人利益。他常说：“一个人一辈子能够认真做好一件事就够了。”

沈忠厚：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来宾早上好。今天我报告的题目是超临界二氧化碳开发非常规油气藏钻完井技术研究。下面就四个问题跟大家汇报，第一个问题绪论，为什么我们研究这个问题？大家知道我们国家大型，现在重新发现整装大庆、胜利、辽河这样整装大油田，这种机会不会太多。这是世界上所有地质家公认，我们现在进军深海，将来可能在南海深海部分找到整装的油田，这是一个将来我们的主战场之一。 　　第二个，就是我们注意近10年来及我们所发现天然气资源，每一年我们有4亿到5亿吨储量增长，但是我们每年在几亿吨增长回忆一下，基本上7、80%都是低渗特低渗油气藏，这是一个很大的特点。 　　第二个特点，我们在近期发现油气资源里面，天然气的资源非常丰富。特别丰富非常规天然气，包括页岩气，煤层气还有天然气等等。大家知道我们非常规天然气，常规天然气资源是非常宝贵的。而且也有一定的低质量，但是这个量根据我们现在需要，是远远不够的。最近几年来我们地质家在非常规天然气上，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现在已经查明了子米奇、页岩气、煤层气的储量远比我们常规的天然气储量要大得多。至少从目前资源量来看，不完全的统计，至少要大3到4倍到5倍。 　　而且，我们现在这个量还再继续增长，我们估计在今后50年，甚至100年我们在天然气上主要依靠非常规的天然气资源。就是我们前面讲的4个非常规天然气资源。我们今后的主战场第一个是低渗透气藏，第二个非常规天然气资源。所以，这是我们今后的两个大的主战场。 　　下面，我们第二个问题跟大家讲，开发这样一个资源，开发低渗油藏，再开发非常规油气藏，遇到主要问题什么？主要是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大家知道所有的低渗油藏是非常坚硬，难钻。还有一部分不是很难钻，比如页岩层我们一个是坚硬很难，一个页岩渗透率很低也很难钻。第二个，这很难钻花费了我们大量的时间，因此，我们的整个开发现在估计成本7、80%花在钻井。这样下来我们得来效益非常低。 　　第二个最大问题，这种低渗气藏，或者非常规天然气藏，空置率一般在50%左右，渗透率极低。这么低的低渗率，在钻井的过程里面极容易受到伤害，要把他恢复过来，不像我们常规中渗透高渗透气藏，这完全不一样。我们钻井的人员，和我们搞开发的人员要注意，我们原来在开发常规其藏的技术，在进入20世纪以后，从现在开始，后面要开发这样一些资源，不管钻井也好，产油也好，流程也好，都要发生极大的变化。 　　以技术都有点不同程度的不适应，有的时候完全不适应，有的时候部分不适应。因此，在这么一个情况下，我们就要寻找新的技术。第三个难点，就是丰度低，单井产量低，采收率低，开采周期长。每几个井的产量并不高，采收率低，美国现在开发非常规的天然气这个部分，采收率究竟多高？我们好象没有看到比较确切的数据，总的来讲比我们现在常规的油气藏采收率还要低。 　　因此，这样一个情况下怎么办？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我们如果用常规的办法来钻井，开采，就是我们平常完了过后，一系列采油措施。寻找新的开采或者开发技术，包括从钻井开始。因此，提出了我们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和中国石油大学华东，这两个学校经过4年到5年的初步探索，和一系列初步实验，我们现在可以跟大家，很有可能？可走的路径，而且近期可以走通，可以转变成生产力一种钻井或者开发方案。用超临界二氧化碳来开发非常规油气源。 　　超临界二氧化碳流体的物理特性。大家看一下这个图，我们现在是一个超临界二氧化碳相图，上面有两个点，有一个三向点，第二个点是临界点，三向点把二氧化碳什么温度压力下是固体，是气体，液体。第二个就是临界点，关键问题在临界点上，因为临界点怎么样？二氧化碳我们把它温度加到31.1度，压力加到7.300兆瓦，他从超临界状况下面，二氧化碳密度接见与流体。他的黏度相当于气体，黏度很低因此就是不要多少都容易流动，这对我们搞钻井搞采油人是一个很大优势。 　　因此，这样来我们大家看一下，下面这个表，中间这一行就是超临界流体，密度是0.2到0.9。第二个黏度，0.03到0.1，黏度接近于气体，五是气体负20万，就是0.02。还有扩散性悉数大于液体，密度接近于液体，这有什么好处？带来两个好处，于是他密度液体就可以提供必要的很大的油气和功率，可以带动底下的井底马达旋转。 　　第一个密度接近于液体，第二个黏度接近于气体，第三个扩散悉数大于液体，第四个表面张力接近于零，这个超临界二氧化碳可以进入到母岩，不管是岩石，不要他的空间大于二氧化碳的分子，比分子大，这个二氧化碳很容易钻进去。越小的时候进的越快。证明这个超临界二氧化碳打进去以后，不用加多大的力量，它就成为了一个无孔不入很快深入到你的空隙里面。 　　这种流体就是决定最后我们的钻数高，第二个决定将来不受损害，后面还有最后的产生率高。下面，讲一下第三个问题，超临界二氧化碳开发非常规油气藏的优势，主要两个。第一个，他这个优势结合我们前面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很坚硬，那么我们假设用清水，用我们一般的钻头来钻，就很难。用二氧化碳来钻就很快了，大家看一下为什么快？左边是代表用清水来钻，右边这个也一样，是代表用超临界二氧化碳来钻，上面一块岩石是花岗岩，下面是页岩，我们知道花岗岩是最硬的岩石，页岩是最难钻的岩石，这两个最难钻。 　　清水钻的这个沟槽，轮廓较为清晰，破碎体积较小。我们再看看下面它的破碎坚硬压力，下面是花岗岩，花岗岩用清水和二氧化碳钻，他的明显压力，用清水75，用二氧化碳是50，二氧化碳他明显压力相当于他的67%。我们看看第二个页岩，页岩用清水钻明显压力是124，用二氧化碳钻子只有55，那么用二氧化碳的时候跟清水比之相当于他的4。 　　我们用二氧化碳钻井的时候，不断难钻的岩石，像花岗岩、页岩这样的东西，都可以获得好的效果。一般可以比普通的速度，我们控制如果提高它的破碎压力，一般提高到3倍。这个已经是一个很不的小数字。这是第一个优势。 　　第二个优势，大家看一看，我们在低渗和非常规天然气的时候，是很容易被污染。从污染大家搞采油的人知道，在钻井过程里面，在正常过程里面，我们的外来固体侵入到油层空隙里面，把油堵起来。我们这个就叫污染。而我们超临界二氧化碳就是二氧化碳一般是气体，如果把温度降到一定所变成液体，我们加到最后的临界的时候，它的由液体的密度、气体的温度，可钻性比较高。这样一个东西，它既为固体，又为液体，他怎么污染损害油气藏，他根本没有损害的条件。所以，这是我们在钻井方面上求之不得。这样来实质上对油气藏没有任何污染。 　　第三个优势，最大的优势他可以提高单井产量，就是用超临界二氧化碳。为什么提高单机产量？我们知道单机产量现在产量低，我们现在如何钻分子水平井，钻辐射水平钻，复杂条件下结构井，我们的单机产量一下上去。平常最多到他5、6倍，取决于水平端的长度，或者分子端的长度，就可以控制了。而且用这种超临界二氧化碳钻，很容易。 　　最右边这个图，最容易钻辐射水平钻，周围辐射可以打一系列的水平井出去。周围都辐射，其他办法很难做到。 　　第四个优势，可以很好提高采收率，提高单机产量和提高采收率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谓采收率，我们现在只有20%多，最高30%多，大庆40%到50%，我们一般还有三分之二拿不出来。假设我们现在开发低渗油气藏，开发我们非常规油气藏的话，可能这个数字没有看到确切数字，可能只有百分之十几。大部分油拿不出来，我们这里面跟大家举个例子，一个就是超临界二氧化碳有一种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把二氧化碳进去把油气藏里面的气置换出来。这里面有一个天然气甲烷，对这个母岩的亲和力和二氧化碳对母岩的亲和力，二氧化碳对母岩的小幅强度，基本上3到5倍的甲烷的吸附强度。 　　反过来讲，假设这里面甲烷就是我们天然气，天然气主要是甲烷。假设我们把二氧化碳打进去，很容易从他的吸附在颗粒和有机碳上面的气体，很容易置换下来，把气体赶出来，自己很容易占到这个位置上。这个是任何到现在为止我们找不到，这个置换强度相当于3到5倍，这是二氧化碳跟甲烷对于母岩，就是我们碰到母岩来讲，差不多3到5倍这样数据。 　　第二个采收率，开头是一个置换，第二个就是驱替，就是我们去赶他。他的表面张力等于零，黏度非常小，可算悉数很大。因此这个超临界二氧化碳打到地层里面，他就成为了无孔不入，越是小的地方他越进去，越快。这样进去以后，就把里面的气体赶出来了，这个不是置换，就是把这个东西驱赶。假设把这个东西打进去，我们现在注水，注水也是去赶，但是水注就很困难。这个加压力比我们追水压力小得多，压力也小，一系列问题我想我们搞采油人应该很容易就理解。 　　最后，有效提高油气采收率。因为他的溶剂化能力很强，他可以把近井地带的重油组分，和一些渣子可以把他吸收。你想把近井地带重油组分和有机子东西去掉，这样使近井地带畅通，改善了油流通道。其他我们没有发现现在打任何化学流体有这么一个好的作用。 　　再一个结论与建议，这个东西很容易清楚。第一条，用超临界二氧化碳钻井，钻数高，成本低。第二条，不受污染。第三条，得到采收率高。第四条，容易钻各种复杂的结构井，他可以钻各种各样的景象水平井。 　　现在，目前我们有一个建议，我们现在碰到所有的气藏，都是用水力压力。我想提出一个建议，大家千万不要用水力压力，可以节约一部分成本，但是水力压力过程里面带来无穷的后患。所有油气藏近期过后的万物资源都是水，如果我们这个压力改成了二氧化碳压力，二氧化碳用临界也好，用超临界更好，不用超临界就用普通的二氧化碳压力，这个效果会明显改善。 　　所以，我们开发的低渗油气藏，我想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因为时间关系，上面讲这些问题，不足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石油大学教授沈忠厚，因病医治无效，于2021年2月5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沈忠厚，1928年2月13日出生于四川大竹，中国石油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毕业于重庆大学采矿系，1955年到北京石油学院任教，先后担任北京石油学院钻井教研室副主任、华东石油学院开发系主任、钻井研究所所长、石油大学高压水射流研究中心主任等职，数十年如一日，长期奋战在教学科研一线。2001年12月12日，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他是我国著名的油气井工程技术专家、水射流专家、教育家，油气井工程学科奠基人。沈忠厚一直教导学生“要上山不要下海”：“上山”就是要迎难而上，勇攀科研高峰；“下海”就是利用科研成果谋取个人利益。他常说：“一个人一辈子能够认真做好一件事就够了。” 　　1998年，沈忠厚教授70寿辰，中国石油大学老校长杨光华为他题词：“水击石穿寻地火，披肝沥胆为人民。”这是老校长对沈忠厚教授的赞誉，更是对沈忠厚教授崇高人生追求和高尚学术风范的高度概括。 　　沈忠厚教授长期从事高压水射流理论与技术研究工作，在淹没非自由射流、自振空化射流理论与技术等方面取得重要突破，将射流技术与钻井工程相结合，开辟了我国石油钻井技术的新领域，为我国石油行业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