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中有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就是美国总统罗斯福对日宣战。 美国为什么对日宣战呢？ 是因为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率领日本海军偷袭了珍珠港。 日本为什么偷袭珍珠港？ 是因为美国对日本实行石油禁运，没有美国的石油，日本顶多只能撑一年。 美国对日本实行石油禁运，是因为日本跑到了东南亚，这是英美的基本盘，触动了美国人的利益。 日本之所以跑到东南亚，是想到这里找石油。 日本之所以跑到东南亚找石油，是因为他们在我们的东北没找到石油。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俄国战败，日本控制了南满铁路，随即成立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在这个铁路公司内部还有一个地质调查所。里面有大量的日本地质学者，其中不乏知名学者。在这个调查所的探寻下，中国大量的矿产被掠夺，从铁矿到煤矿。 但是，日本人最想在中国找到的是石油。 日本最稀缺的就是石油，90％以上石油需要从美国以及荷属东印度公司进口。他们知道，从自己狭长的国土里找到石油的希望几乎为零，于是，他们寄希望于我们辽阔的东北。 中国有没有石油呢？ 当时日本的地质学者到东北来找油田，从哈尔滨沿着中东铁路一直进入到牡丹江上游。 他们贿赂了美国领事馆的官员托里斯基，从这位俄裔美国人嘴里打听到一个消息，在大兴安岭下的扎赉诺尔煤田找到了油苗。 日本人欣喜若狂，从1930年开始，日本人带着浅井钻机在扎赉诺尔露天矿坑打下四口井，最深钻到了215米。 而两年后，九一八事变，日本武力占领全东北，他们的钻探更加明目张胆了，在我们的海拉尔盆地，他们打下了上千米的深井。 结果打下去之后，只发现了沥青，是不是钻得不够深？日本人调来一台R式旋转钻机，用了一年的时间，钻了一口2000米的深井。 这时候，他们终于有点收获了，发现了一些黏稠的重质石油，可这在当时根本不具备工业开采价值。 日本人不肯善罢甘休，他们又在阜新盆地开始打洞，结果钻了一千米的深井后，发现油是出在角砾岩中，也没有什么开采价值。 当时，日本人在阜新盆地打的矿井，说有油吧，又找不到大量的油脉，说没有油吧，一天还能吸上那么一桶上来，就这么飘忽不定若有若无的吊着日本人的胃口，不停的往里砸钱，但 想要工业化采油，没门！ 无奈之下，日本人放弃了在东北找油，然后看到他师兄德国在欧洲横扫，打得法国荷兰投降，法国英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空了出来。 日本人以为机会来了，挥军南下，还把勘探公司也派到了东南亚，准备在那里找油。 后面大家都知道了，一去就撞到了美国人的身上。 那么，东北到底有没有油呢？ 地球人都知道，有！ 我们辽河油田的原油年开采量可达一千万吨。 大庆油田一年的开采量更是在5000万吨以上。 那日本人为什么发现呢？ 主要是他们少了一个人，这个人叫李四光。 当时世界的地质学家认为中国的东北甚至全中国都是不太可能有油的。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的主流是海相堆积说，就说是只有曾经被海洋淹没过的地方，海洋生物的尸体堆积才产生石油。 而没有被海洋淹没的地方，称为陆相堆积，是不可太能有大油田的。 而东北就是陆相地层。 可是，偏偏李四光就不服，表示，从我们中国的地质情况看，不单海相地层有石油，陆相地层也一样生油。 所以，他提出来，在中国找油，关键不在于陆相、海相，而在于有没有生油和储油的条件。 于是，李四光运用他的地质力学理论，指出应该从“华北平原和东北松辽平原”入手找石油。 结果我们就在松辽平原上找到了石油。 而日本人是海相堆积说的拥护者，他们根本没掌握李四光的理论，所以把精力放到了发现油苗的扎赉诺尔和阜新盆地。 而近在旁边的松辽平原底下就有石油，他们却视而不见。 当时日本的飞机侦察大庆的时候，其实已经找到油了，他们看到有的草甸上有黑色的飘浮状，这就是石油啊。 日本军方向日本的勘探公司报告，日本的勘探公司就带了设备去，他们只带了一千左右的钻头。 而大庆油田的油井深度在一千一百米，只差了一百米。 日本人为什么不带二千米的呢？ 主要就是根本没想到这里有油，只是应付一下。所以打了一千米的井，只差一百米就打到王进喜他们那个深度了。 当时，还真出了一点油，不过是黏稠、含硫量很高的重油，没有什么价值，他们认为这跟他们的理论是符合的，这种地形就算有油，开采性太差。没办法开采。 可以说，因为他们没有李四光这样敢于突破权威的地质学家，入宝山而空手回，我国东北一系列埋藏并不深的油田才躲过遭受劫掠的厄运，又使日本不得不南下，正面怼上美国，实是苍天护佑，国之大幸。 但这还不是李四光最后一次让日本人见识知识的力量。 在日本的计划里，还有最后一招：原子弹。 大家都知道，原子弹源于德国的研究，美国第一个造出来，但第一个准备造原子弹的却是日本人。 这个日本人叫仁科芳雄，日本的一位物理学家。 他得知德国科学家有关原子裂变的发现，就提出，可以将这一技术用于军事用途。 但直到1941年，日本军方才让仁科芳雄负责核武器的研发。当时，仁科芳雄已经制造了一台加速器，在他的实验室里有一百多名日本科学家在工作。 经过研究，仁科芳雄发现最难的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材料。当时日本人分析，制造一颗原子弹需要几百吨锂。分离出锂235，需要用掉日本全年发电量的1/10和全国铜产量的1/2。 其实上，这个估计还真的差不多。因为坊间传闻，美国人制造第一颗原子弹，就用了全国百分之十的发电量。 而且要研究成功，需要十年时间，这个代价就太大了。 日本海军第一个退出了核能的研究，他们原本也不是想造原子弹，而是想用核能驱动舰船。 日本海军退出之后，日本陆军还想接着干，并搞了一个“仁方案”，以仁科芳雄的名字命名。 困难依然是怎么搞到铀。 于是，日本军方跑遍了日本本土以及占领，包括我们中国的一些地方，但都没有找到。 日本想到了德国，他们向德国求援，德国也挺大方，用潜艇给日本送来了一吨的铀矿石头，结果被美军收到消息，军舰潜伏在马六甲海峡，成功狙杀。 没有原材料，日本人就是有方法，也造不出原子弹。 当然，他们最终还是看到了原子弹。只不过是美国人快递来的。 那么，日本人为什么没有找到铀呢？其实跟日本人没有在中国找到石油一样，我们中国其实有铀矿，只是他没有找到而已。 我们中国的原子弹用的就是自己的铀啊，而帮助中国找到铀矿的，依然是李四光。 1949年，李四光回国，专门带了一个伽马仪， 这个伽马仪为中国寻找铀矿发挥了重要作用。 更关键的是李四光的知识，当时他听取找铀队的汇报，根据自己提出来的地质力学理论，表示中国铀矿前景乐观，但是，要注意几点：“一是要找富集带，二是要便于开采。……在我国主要是在几个东西带上。” 实践证实了李四光的预测，我国在南岭一带找到了以规模大、品位高、易开采著的位于粤赣湘三省交界地的201、211特大型铀矿床。 可能说，没有李四光帮助中国找铀队找到铀矿，中国也是造不出原子弹的。 所以，网民戏称，日本为什么二战失败，就是因为他们少了一个李四光。 而我们中国何其有幸，能拥有李四光这样的地质学家。 而提到李四光，大家都知道他是地质学家，但其实他的一生非常传奇。 先给大家看看辛亥革命纪念馆里李四光介绍。 为什么在辛亥革命纪念馆还有李四光呢？ 看照片就知道了，李四光在清光绪三十年，以官费赴日本留学，学的是文科，文学青年热血多，所以认识了孙中山，加入了同盟会，是第一批同盟会会员。当时，他是会员中年纪最小的。 三年后，他转而学习造船机械，学了三年毕业。这时候，跟地质还没有什么关系。 辛亥革命，他是鄂军都督府领导人，出任了湖北军政府实业部长；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他是实业部的部长。 他那个时候就是部长级的人物了。 袁世凯当大总统后，他辞职到英国留学，先是学采矿，但感觉中国最需要的是找矿，所以改学地质。这才入了地质的门。回国后，在北京大学地质系当教授，他还是武汉大学的筹建人。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句千古名言出自鲁迅先生的《自嘲》， 而这也是鲁迅先生一生之中都在坚持的人生追求，正是如此，鲁迅先生的光辉才会直至今日依然如此的耀眼。 但实际上在很多年以前，鲁迅先生曾与一位地质学家发生过一起矛盾，甚至在文章中点名批评他，这位著名的地质学家就是李四光先生，只不过当时很多人并没能看出鲁迅先生为何如此的气愤，而当李四光先生了解到了前因后果之后，也就忍气吞声不敢碰嘴，而这背后到底有何隐情呢？ 一、 文学家与地质学家的“矛盾”之争 李四光与鲁迅先生都是民国初年非常杰出的先进分子，但有些人也许并不太了解李四光先生，让我们再做下回顾。 李时光先生毕业于伯明翰大学，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地质学家，并且创立了地质力学，建立了新的边缘学科“地质力学”和“构造体系”概念，开创了活动构造研究与地应力观测相结合的预报地震途径。而当时1920年31岁的李四光已经升任中国北京地质大学的教授兼系主任，称赞一句年少有为也丝毫不过分啊。 说到这里可能有人就会问了，这样一位优秀的地质学家，为何会与鲁迅先生这位文学家扯上关系呢？实际上这两个人确实有些渊源在1920年时，鲁迅先生与李四光曾经在北京大学作为同事相处过一段时间，只不过由于科系不同两人的关系交往并不密切，但是也算有所耳闻。 我们都知道鲁迅先生是一位敢言敢恨的战士，在当年他可没少与思想不合的文人发生冲突，想当年郭沫若的思想行为就受到了鲁迅先生的大力抨击，但是如果你仔细翻阅，你会发现这些人大多都是文人，只有李四光却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地质学家，那李四光先生到底是哪里惹到了鲁迅先生的吗？ 当时鲁迅先生一篇文章中抨击李四光以及梁启超先生，原因就是鲁迅先生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李四光等人所拿到的薪资不合情理，这篇报道很快就被发布在各处文章刊报中，为人们所熟知。 鲁迅先生的指责当然并非空穴来风，至1925年以来李四光受聘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副馆长，他的工资更是高达500块钱， 要知道当时一位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可是只有十几块钱不等，这500块钱是很多穷人一生都无法攒到的一笔高昂的金额，而这样高昂的工资，势必会导致社会的贫富差距加剧，并且也不利于当时的中国经济状况，毕竟当时的中国发展的重要时期，集中力量干大事可不是说说就能完成的。 而反观鲁迅先生虽同为大学教授，但是他拿的只是与大多数教授相等的工资，每个月的工资不会超过200块钱，而大多时候只有100多块，生活在物价非常高昂的北京城，鲁迅先生的工资只能算是很低了，他每天都会坐黄包车上班，而且还曾经意外遭遇黄包车翻车的情况，当时还摔坏了门牙，这件事让他气愤了很长一段时间。 实际上鲁迅先生应该从这个时候就看不惯李四光先生工资过高了，因为当时的李四光每天上班都是骑自己新买的一辆自行车，毫无疑问这是当时高薪人群才能选择的出行方式。 以上就是鲁迅先生抨击李四光的所有内容，可能很多人看起来这就像一件小事一样，甚至有人将鲁迅先生的小心思也一起放大揣摩了，于是当时很多人都认为鲁迅先生是由于单纯不满李四光的工资水平比他高，因此才不顾一切展开抨击的，但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吗？ 二、 背后的牵扯 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如果我们重新翻开两位先生的人生履历，我们能够发现两个人发生冲突的时间是在1925年的“女师大风潮”中，而站在他们中间形成纽带的是一位名为杨荫榆的女士，她在当时担任的女师大的校长。 熟悉这件事情的人可能不会陌生，在这场女师大的风潮中这位女校长可是多次占到了人们舆论的风口浪尖之上。当时由于学生们对这位校长非常的不满，甚至事情已经闹到了要解散女师大大学的地步，当时的章士钊已经决定将女师大解散，改建为北京女大了。 只不过由于学生们不愿意，导致后来杨荫榆又组建了一个名为“教育界维持公理会”的组织，而她的目的就是为了她自己的势力，当时李四光先生的妻子由于与杨荫榆同乡，所以李四光也被拉到了这个组织中。 在那年的7月份，杨荫榆强行解散学校，断水停电，甚至动用武力将学生们强行赶出学校，而作为这个组织中的成员，李世光也在人潮之中扮演了“打手”的身份。 但是在这里需要澄清的是，当时李四光先生并非真正支持杨荫榆，而他也没有作为打手在这场骚乱中作恶，当时他是被杨荫榆邀请去参观的，后来他才知道会发生这么大的一场骚乱，而他一直在表示自己并不想参与到这件事情中来，这件事情能够在李四光后来发表的文章中找到依据。 一个人的名声需要很久才能给别人留下一个不错的印象，但是要抹黑他一次却就足够了。 当时这场闹剧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而杨荫榆所倡导的教育自由也受到了多方的抨击，当时她很受北洋政府的器重，而个人也是一直支持着北洋政府的专政制度，单凭这件事情，鲁迅先生便会与其死磕到底。 而李四光先生虽然并非真正支持杨荫榆，但他确确实实由于情侣站在了杨荫榆这边，于是也就成为了鲁迅先生的对立面，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李四光扣上了打手以及专政制度的支持者等各种帽子。 虽然后来李希光先生对他的行为已经作出过解释，但是似乎鲁迅先生一直都无法忽视他曾经作为专政制度支持者的身份，于是才有来后来那篇抨击文章，而值得一提的是面对鲁迅先生的抨击，李世光先生并不理亏，他的工资确实很高，但他也没有肆意挥霍，而是将很大一部分都捐给了图书馆，只不过鲁迅先生对此并不知晓，但是当李四光先生知道鲁迅是由于将他当成的专政制度的支持者进行攻击之后，他却感觉到无言以对，因此也没有再还嘴解释。 三、 鲁迅先生的爱憎分明 虽然鲁迅先生的初衷有些捕风捉影，但实际上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冤枉到别人，别忘了他在抨击的文章明确的表示他不满的是李四光所拿到的高额工资，这在当时中国的经济落后的前提下，确实有些不合情理，从这点看鲁迅先生爱憎分明的性格，便愈加明显，他并没有过分的猜忌到他人的心思，而是切切实实的对李四光薪资太高而作出的论断。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在看到鲁迅先生的抨击时，或许是因为委屈吧，毕竟这么多年来，他可是把大部分心血都捐给了图书馆了，而鲁迅先生不知情的情况下对他产生了攻击有些过分了，于是李世光也曾经找过徐志摩先生予以反击，这后来也导致了徐志摩与鲁迅先生的一场骂战。 但是鲁迅先生并没有执着于针对这位科学家，他很清楚的知道自己的敌人是杨荫榆以及那些真正的专政制度支持者们，于是后来李时光与鲁迅先生都各自在自己的领域努力的发光发亮，为中国的发展而做出各自的努力。 后来的李四光再也没有回应过这件事情，并且在1927年离开了北京，后来又到了欧洲生活一段时间，直到1936年才回到中国，而鲁迅先生便是在这一年逝去的， 这背后是巧合亦或是思念，已经不得而知，但我相信这两位不打不相识的“好汉”，心里早已经没有了无缘无故的恨，但是一份同为祖国奋斗的情，或许已经深深的牵住了这两颗跳动的心。 结语 从一个过来人的角度来看，我们都知道李四光先生并没有说谎，他确实没有真正的站在杨荫榆的立场，但是令人惋惜的是，这位科学家虽然能够看清地质数千万年时光的信息，但是在社会问题上却有些木讷，因此才导致让自己站在了身不由己的两难境地上。 而对于鲁迅先生，我们不得不由衷的感慨他是一位爱憎分明的先驱，在各种社会问题上，他总是能够做到目光如灼，或许这便是一位伟大文人所具备的独特能力吧。 鲁迅先生与李四光先生都是非常值得尊敬的大家，而他们两人之间的矛盾也无伤大雅，却让我们看到了这两位伟人所不为人知的一面，毕竟每个人都有七情六欲，有负面情绪，如果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对于生活中的矛盾是否也能坦然释怀呢？毕竟也许在两个有趣的灵魂中间横亘着的，只不过是一个非常细小的误会。 参考资料：《自嘲》

李四光于1910年7月毕业于日本大阪高等工业学校；1911年，出任湖北军政府实业部长；1928年1月，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0年5月，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51年4月，当选为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52年9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部长；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58年9月，任中国科协主席；1969年4月，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70年8月，任国务院科教组组长。 李四光创立了地质力学，并为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早年对蜓科化石及其地层分层意义有精湛的研究，提出了中国东部第四纪冰川的存在，建立了新的边缘学科"地质力学"和"构造体系"概念，创建了地质力学学派；提出新华夏构造体系三个沉降带有广阔找油远景的认识，开创了活动构造研究与地应力观测相结合的预报地震途径。 李四光代表作有《冰期之庐山》《中国北部之蜓科》《地质力学概论》和《天文、地质、古生物》等。 钱学森对他的评价：李四光在旧社会走过的道路，尽管有些曲折和坎坷，但他毕生努力的方向和最终达到的高度，以及对祖国和人民作出的贡献，在当代中国科技界、知识界，的确是一面旗帜，无愧于党和人民给予的这个高度评价。 叶连俊对他的评价：他(指李四光)是中国地质事业也可以说是地球科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他对中国地质学的贡献、他的治学精神和高风亮节，都堪称后世师表。 刘东生对他的评价：李四光先生作为革命先驱者敢于向旧事物挑战的精神，作为教育家诲人不倦、孜孜追求的品德，作为事业家从人民需要出发强烈的责任感，和作为一位地质学家在科学实践中贯穿了前面所说的革命、育人、为人三者辩证统一的科学思想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地质学家李四光先生，向任何一位思想家一样，不仅留给我们许多还要去认识、去判断、去解决的地质问题，而且也留给我们认识、判断、解决的思想。 纪念方式： 1988年，《中国现代科学家》纪念邮票发行，李四光入选第一组四名人物。 1989年10月，李四光纪念馆竣工落成并开馆，馆内设展厅12个，其中设有《李四光生平展》 、《地质矿产标本展》、《地震展厅》、《青少年科普活动展厅》等，以百余幅图片、实物、文字介绍了李四光先生的丰功伟绩。 2009年5月，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基金会与中华世纪坛艺术基金会达成协议--为中华世纪坛"中华名人雕塑工程"捐赠李四光塑像。 1989年1月，为纪念李四光对中国科学事业和地质事业的巨大贡献，继承和发扬他从国家建设需要出发，积极从事科学、技术和教育实践，不断开拓创新，勇于攀登科学高峰的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鼓励广大地质科技工作者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科技进步多做贡献，设立李四光地质科学奖。 2009年10月4日，经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天体提名委员会批准，中国科学院和国家天文台即将把一颗小行星命名为李四光星。

1959年，中国勘探队员在松辽盆地发现了大庆油田。石油是黑色的金子，是现代工业的“血液”，对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有着非凡的意义，而大庆油田的发现，离不开李四光的研究成果。让人疑惑的是，在日本侵华期间，日寇无论如何查找，都找不出大型油田，为何李四光始终坚信东北地区有油田？ 李四光原名“李仲揆”，出生于1889年，自小家境贫寒，父亲是一名私塾的老师。14岁那年，他独自离开家，来到武昌上学，填写入学报名单时，他不小心将年龄填到了姓名栏中，报名单不能随意涂改，他只得将“十”改为“李”，又在后面加了一个光字，就这样，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李四光。 李四光非常勤奋，15岁时，他东渡日本，学习造船机械技术。在日本留学期间，李四光结识了许多思想先进的同学，了解到了民主革命的思想，年幼的他立即决定剪掉长辫子，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1905年，李四光开始追随孙中山先生，他加入了同盟会，写下了自己的誓词，誓词中有这么一句话：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短短的几个字，足见李四光振兴中华的决心，作为当时同盟会里年纪最小的成员，李四光深得孙中山的重视，他还特地给予了李四光八个字： “努力向学，蔚为国用。”以此勉励他积极向上。 1911年，李四光担任了湖北军政府的实业部长一职，后改为实业司长。同年，窃国大盗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李四光一怒之下，辞去了实业公司司长一职。1913年，李四光远渡英国留学，在这里，他先学习了采矿技术，又开始钻研地质学，并取得了硕士学位。在英国学习地质学的这段时期，给李四光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28年后，李四光开始担任中央研究员地质研究所所长，并于三年后，取得了英国伯明翰大学自然科学博士学位。直至1971年逝世，李四光从未停下过地质研究的脚步。他一生的研究成就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新中国建国以前，由于国家战乱不断，加上经济、工业水平有限，他的研究基本都是在理论上的，对于地质基础学科的研究。 在此期间，他提出了蜓科鉴定方法，用十条标准将蜓科区分开来，既提高了鉴定的准确性，又减少了复杂的文字描述，让鉴定过程的效率大大提高，也正是因为这个成就，让他获得了博士学位。 比起自然科学，地质学才是李四光真正发光发热的舞台，20世纪20年代初期，中国东部第四纪冰川有了深入的研究，并写下了《冰期之庐山》一书，到了四十年代，他再次对贵州高原、湘西、川东等地的冰川进行了调查，并发表了大量的文章，让中国对这些地区的冰川特征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20世纪20年代中期，李四光创立了崭新的理论体系：地质力学，这门学科将力学与传统的地质学结合到一起，通过追索力的作用方式，可以对地壳构造和运动规律有更深层次的了解。而对中国来说，李四光在地质力学上的研究成果中，最大的就是对石油的勘探和开发。 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而日本只是一个由岛屿组成的弹丸之地，他们侵华除了掠夺土地之外，更重要的是掠夺土地下的资源。在日本侵华期间，他们耗时三年，几乎翻遍了东北的每一个角落，除了几个不具备开采价值的小型油田之外，几乎是一无所获，因此，中国被扣上了一个“贫油”的帽子，但李四光却不这么认为。 1953年，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式开始，石油作为“工业血液”，是国家想要进行工业发展离不开的条件，毛主席曾说过： “要进行建设，石油是不可缺少的，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没有石油都转不动啊 ！” 但当时的中国受到了“中国贫油论”的影响，对开采石油十分没有自信，中央陷入了纠结，是自己开采呢，还是走炼油加工的路子呢？ 在这个时候，李四光站了出来，他坚定地告诉毛主席和周总理，中国油气资源的蕴藏量十分丰富，现在需要做的工作，就是大力开展在全国范围内的勘察工作，找到几个希望大、面积广的可能含油区。 随即，他以地质部部长的身份，向中央递交了在中国找到大型油田的担保书。李四光的这些举动给予了中央极大的信心，并且得到了中央的支持。 石油的形成环境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较为常见的海相沉积地层，这种类型的石油是在海洋环境下，由海洋生物的残骸和火山灰等尘屑形成的。在当时那个年代，世界上绝大部分的油气田都是在这种地层中被发现的，往往都是先发现了一个油苗，随后顺藤摸瓜找到油田。 因此在当时，日本和中国的勘探员，都是从这个方向勘探石油的。但东北的地层中并没有发现海相沉积地层，因此国内外的勘探队才会一致认为，中国东北是没有油的。 而另一种类型，则是在当时还十分罕见地陆相沉积地层，也就是中国东北的地质类型，在当时，国外的学者普遍认为，陆相沉积地层是不会产生石油的，既然如此，李四光为什么这么自信地认为，自己可以找到油田呢？自信来源于经验和实力，李四光经过调查，对大地构造产生了一些特殊的看法。 1954年，李四光在石油报告总局的会议上，谈到了对中国石油勘探前景的想法，报告是这样开头的： “大家知道，我对大地构造是有些特殊的看法，因此我要求专家和同志们给我一些耐心。” 随后，李四光从石油生成的条件入手，讲述了自己为何会认为中国有油田的理由。李四光指出，石油形成的条件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也需要一个深度合适的区域，同时，还需要适宜的气候条件。 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可以通过岩层中的化石，看出岩层中所含有机物的数量和沉积的情况。其次，他认为，想要搞清楚流质在岩层中的运动方向，就需要研究各种地质构造中，岩石颗粒的排列方向。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地考察和勘探，李四光已经列出了几个可能形成石油的地区名单。首先是柴达木盆地、四川盆地西部、西藏高原北部等地皱褶不过于强烈的地区。其次是鄂尔多斯地区与阿宁台地区。最后，他强调： “华北平原与松辽平原的‘摸底工作’是值得进行的，华北平原往南到两湖地区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地区，应组织力量进行摸底。” 从李四光的报告可以看出，他并没有遵循“海相”与“陆相”的传统概念，而是打破了常规思路，从石油的形成条件和构造入手。在他看来，只要有合适的沉积条件和能够保证液体流动的构造条件，无论是陆相还是海相地层都能形成石油。和传统的，先找到油苗再找油田的顺序不同，李四光认为，应该先找油区，再找油田。 就这样，中央按照李四光的建议，将寻找油田的重点区域放在了准噶尔盆地、吐鲁番盆地、柴达木盆地、四川盆地、华北平原和鄂尔多斯与六盘山六个地区，同时，还组织了勘察小队，重点对松辽平原展开勘察工作。 1959年9月，新中国十岁生日即将到来的时候，勘探队在松辽盆地发现了第一个油田，大庆油田，大庆油田的地层特征正是罕见的陆相沉积地层。作为中国最大的油田，大庆油田的发挥一直很稳定，连续20年产量超过千万吨，累计产油已经达到了2.86亿吨，为中国的工业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助益。大庆油田的发现不仅让中国一举摘下了“贫油”的帽子，还证明了李四光的研究成果是非常先进且正确的。 李四光对中国的贡献远远不止在石油的勘探方面，早在1954年，他就曾提出，要在寻找石油的同时，寻找放射性铀。以李四光的研究成果为方向，覃慕陶、田玉书等勘探人员找到了211特大型铀矿床。 截止“二五”计划末期，中国发现的铀产量已经足以支持中国核工业的发展。可以说，李四光的研究成果对新中国工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第四纪冰川遗迹陈列馆（简称冰川馆）位于京西古道模式口，北靠翠微山，南邻永定河引水渠，是我国乃至亚洲唯一一座建造在冰川遗迹上的自然科学类博物馆。 中国第四纪冰川遗迹陈列馆共拥有11个展厅和1座遗迹大厅，我国地质学家、原水力部高级工程师李捷先生在勘探永定河引水渠时首先发现模式口第四纪冰川擦痕遗迹，后经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先生和前苏联地质学家纳里乌金共同确认。1957年10月28日模式口冰川擦痕被北京市政府公布为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加以保护。

20世纪初的中国，正处在被外力强迫着必须改变和进步的年代。腐朽没落的清政府尚且在努力寻求着维护自己统治的方法，更多的有志青年则踉跄着挥舞着旗帜往前跑，想要挥散笼罩在国家之上的黑暗，去找寻一条新的充满希望的发展道路。 那个时候，10多岁的李四光的身影也掺杂在其中。“努力向学，蔚为国用”，是李四光作为中国同盟会第一批会员里年龄最小的人，从孙中山先生口中得到的赞许和鼓励，而他也用往后余生都诠释和传承了这一信仰和追求。 他辗转着摸索，在日本和英国都留下过自己求学的足迹，又几近全程参与了中国近代革命，等到新中国成立在即，因出国参会而滞留英国的他又带着矢志不渝的爱国情怀，冲破国民党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毅然回归祖国，真正走出了一条“科学救国”的道路。 可以说，李四光真正做到了“努力向学，蔚为国用”，甚至连最后一丝生命力，也最终耗尽在他的工作岗位上。 这也是当1971年李四光逝世，相关人员没有依照应有的规格和流程为他安排好合适的追悼会举办地点和准备悼词的时候，一向温雅的周总理会罕见发火的原因。 作为悼词的替代，李四光女儿写给他的、描述了李四光病逝前一天与她的对话的信件，最终在征得相关人员同意后，被周总理当场宣读出来。 过程中，周总理几度因为哽咽而暂停念信，最终还是缓慢地念完了。 少年李四光 出生在清朝末期1889年10月的李四光，原名李仲揆，是湖北省黄州府黄冈县回龙镇下张家湾村一户贫寒人家的孩子。 幼年时期，他都跟着父亲在其执教的私塾里学习，直到14岁那年，才辞别父母，来到了武昌报考高等小学堂。而“李四光”这个名字，就是他在填写报名单时，因在姓名栏误写了自己的年龄“十四”而灵机一动修改出来的新名字。 从此，李仲揆就变成了李四光，而他一生命运的走向，也因进入这所学校就读而发生了改变。 在学校表现优异的李四光，在入学一年后争取到了公费赴日本留学的机会。他也因此进入东京弘文学院普通科学习。而就是这段到日本学习的经历，让他与当时正在日本求学的宋教仁和马君武实现了往来。 他们一人后来成为了与黄兴、孙中山并称的伟大民主革命先行者，一人成为了近代著名的学者、政治活动家和教育家。 而在当时，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那就是中国同盟会的缔造者。李四光就是因为从他们身上收获了更多的民主革命思想，才会剪掉了自己的长辫子，毅然加入同盟会，站到了革命的一边。 而正是在1905年7月参加中国同盟会筹备会、宣誓加入同盟会的时候，李四光因为在其中年龄最小而受到了孙中山先生的特别注意，并得到了他“努力向学，蔚为国用”的勉励。 李四光的“学以致用” 早在少年时代，李四光就把个人志向与国家发展紧密结合在了一起，而得到孙中山先生的勉励之后，他就更是有了充足的动力。 在日本留学之时，李四光一心想要扭转国家因落后而挨打的处境，立志要造出“第一流兵舰”来扬我国威，因此他选择了学习造船专业。 学成之后，李四光返回国内，先后在兵工厂就职和工业学校教书，参加辛亥革命后，更是被南京临时政府委派了重任。 然而，到了这个时候，李四光也清楚地意识到国内制造业条件有限，很难在这一方面为增强国力做出明显的贡献。因此，很快他又转赴英国开始了新的专业学习，摸索着往地质专业方向进行了深造学习。 在李四光眼里，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摆在了首位，因此学成之后，他第一时间返回国内，扎根于中国地质、地貌和地质理论的研究工作。 而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即，向他发出邀请的时候，因外出参会而滞留英国的李四光也基于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不顾国民党政府和英国政府的阻拦，毅然做出了回归祖国继续研究的选择。 在李四光的指导下，新中国工业体系的建立得到了有力的支撑，同时还脱下了贫油国的帽子，并因在放射性矿产资源的勘查工作上取得突破性进展而助力了“两弹”的研发。 除此之外，因为李四光对地质学教育的重视和对人才的培育，中国也涌现了更多的后继之秀。 李四光与周恩来 因为过度劳累，20世纪60年代之后，李四光的身体状况就出现了明显的下降。然而，李四光秉承着“人民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一直做到做不动为止”的信念，持续活跃在工作岗位上。 而他也真正做到了，哪怕是1971年4月29日因动脉瘤破裂在北京逝世的前一刻，他都心心挂念着中国的地质事业。对于李四光的逝世，周总理是除其家人外最感痛苦的人之一。 早在抗战时期，周恩来就与李四光有了很多的往来。那个时候，李四光因为国民政府的做法而心灰意冷，但为了人民的利益，仍然尽最大的努力推动着中国的地质学发展。 而周恩来的积极接洽，也让他感受到了中共的诚意和对人民利益的维护，萌生了“中国有了共产党，就有了希望”的想法。这也是后来李四光接受新中国邀请，执意要回大陆继续地质学研究的原因。 但因为当时他正滞留在英国，归国之旅也受到了国民政府和英国政府的阻拦。为此，他不得不隐匿行踪，秘密辗转多国，踏上坎坷的归国之路。 这个时候，国内因为无法与他取得联系，而逐渐有了“李四光很可能已经去了台湾”的说法。但周恩来从李四光的品性和追求出发，坚信他一定是遇到了困难才会断了联系。 因此周恩来顶住压力，特地将新中国第一次全国地质会议延后，坚持要等到李四光归来才召开。这也使得，当李四光冲破重重阻碍、历经波折来到北京的时候，发自内心地感受到了信任和尊重，也因此得到了心灵的熨帖。 此后，周恩来为李四光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和保护，而李四光也深受感动和鼓舞，强忍病痛，始终坚守在工作岗位上，两人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合作的情谊。 因此，当李四光逝世的时候，周总理也不由得为战友和朋友的离去而泪如雨下。 特别是当他看到有关人员不重视对李四光同志的追悼，无视他应有的规格和待遇，在仅能容纳10来人的小礼堂草草举办以至于来参加的亲友都在室外淋雨，并因国务院没有准备追悼词而陷入沉默的时候，罕见地发怒了。 他不顾工作人员的阻拦，直接走到扩音机前，代表国务院向李四光的亲友致以深深的歉意，又拿出了衣袋里李四光女儿写给他的信，郑重而又哽咽地念出了李四光病逝前一天与女儿的对话，以及他话里话外对祖国的无限深情与牵挂。 那个时候，李四光还在祈求着能够再多活半年，这样他才能够和同事们一起去征服地震预报，为国家的安全再上一层保护锁。 小结： 在宣读完信件之后，周恩来又郑重地把信件折好放回了自己的口袋里。他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再度慰问了李四光的家属，并向其遗体做了最后的道别。 李四光已经离开了人民，但他的精神，他的研究结果，他培育的人才，他共事的其他研究者，都在继续推动着中国地质工作的进展。

上世纪中叶，我国处在一穷二白的阶段，各个方面都在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各行各业都涌现出了一些领军人物。 李四光先生便是地质学界的泰斗之一，1971年的时候李四光先生已经到了耄耋之年，最后因病在北京去世。 举办葬礼的那天，北京一直下着连绵细雨，李四光先生的家属都在门口候着冒雨前来吊唁的领导。 李四光 没过一会，周总理和几个随从匆忙来到了北京八宝山，可刚到葬礼现场的周总理还未开口说话，扫视了一圈场地就立马勃然大怒，高声呵斥着工作人员。 周总理的举动让在场的大家都吓了一跳，因为在众人眼里周总理始终是和蔼的，从未见过他在公共场合如此动怒，大家都很疑惑究竟是什么事能引得总理这么生气？ 地质学中的泰斗，死后葬礼上竟无追追悼词 1971年5月3日，李四光先生的葬礼在八宝山举行，他的家人及亲属早早就到了。一位同志匆忙赶来告诉李四光的家人说周总理将要亲自前来。 在知道这个消息后，李四光先生的家人高兴坏了，尤其是李四光的女儿李林。原来李林手里有父亲留给周总理的信，趁眼下这个机会可以把信交给周总理了。 周总理到达后，发现举办李四光先生的葬礼的场地竟然是个连二十个人都容纳不了的小礼堂。许多前来吊唁的朋友都只能站在屋外的小雨之中，负责举办这场葬礼的负责人站在一旁不吭声，似乎默认了这一切安排得不妥当。 不仅如此，周总理还发现竟然连追悼词都没有准备，周总理用颤抖的声音问：“你们到底是怎么准备的？这样怎么开追悼会？” 周总理 如若说是一个穷苦人家的人也就算了，可屋内躺的是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先生，他的一生全部献给了事业，可以说他的工作耗尽了他的精力。 在那样一穷二白的年代里为我国抹去了“穷油国”的名号。可在他去世后谁也不会想到，连个追悼词都没有，换做谁应该都会和周总理一样气愤、心寒。 周总理立马在扬声器里当着众人的面向李四光的家人致歉，在接过李四光先生留给他的信后，他选择念了出来。念信的过程极其缓慢，周总理在念信的过程中几次强忍泪水，仿佛两人又来了一次深刻的对话。 李四光全家 这封信是李四光先生在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写下的，信中还是一再提到地质工作，他说地质工作大多方面他都是很放心的，除了地震预报这个板块还有欠缺。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句话就是“如果我还可以多活一年半载，我非常愿意能和同志们一起去解决祖国地质领域的这一大难题……”。在场的人无一不低头哽咽，在葬礼即将结束的时候，大家集体默哀向李四光先生的遗体做了道别。 心向国家，与周总理结下不解之缘 在经历了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战争后的中国是十分脆弱的，二十世纪初，在洋务运动的影响下，很多有志之士都选择出国留学，李四光就是那众多有志之士中的一位。在日本留学期间，李四光学习到了很多别的思想，例如民主革命思想。 在民主思想的影响下，李四光明白了我国已经到了不得不改变的境地。他毅然决然地剪掉辫子加入革命的队伍，之后认识了孙中山，加入了同盟会。 但我们都知道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李四光也是在袁世凯继位后非常不满他的行为，于是就像鲁迅先生一样，选择了另一条科技救国之路。 1913年的中国在地质研究方面依然是一片空白，而我们国家疆域辽阔又很需要这方面的人才，于是李四光前往英国学习，经历了六年的学习，他带着自身所学踏上了回国的征程。 回国后，他大力向政府提倡我国也应培养地质方面的人才，在他的坚持下，政府创办了武汉大学，地质领域的空白也开始被一点点填上。 但没过多久，全国上下就进入了抗日战争阶段，教书与研究也不得不被迫停止。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一个机缘巧合之下李四光先生与周总理相识，两人相谈甚欢，逐渐地成为了莫逆之交。 在国内抗日局面出现好转后，李四光来到了重庆大学并设立了一个与油田相关的专业，在此期间，周总理再次秘密约见了李四光先生。 周总理是个温文儒雅的人，他害怕李四光会受到蒋介石的迫害，于是想安排李四光先出国躲躲。 李四光先生在之后的多次回忆中都会提起“我十分感谢周总理，感谢他对国家做出的奉献，十分庆幸我们的国家有他这样的人存在”。这个事情也成了后来李四光不顾千难险阻要回国的原因之一。 出国容易回国难 1948年，伦敦举行了一个地质大会，李四光趁此机会带着妻子前去。在英国的那些日子里，他丝毫没有松懈，在参加会议的同时还不断做着科研研究。当时他虽然人在英国，但心里时时刻刻牵挂着国内，只能从大量的英国报纸上了解国家战况。 在解放战争即将胜利之际，李四光高兴极了，同时他也接到了周总理给他的秘密来信，于是他马不停蹄的定了1949年九月的回国船票。但这趟回国之路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一路上存在着重重障碍。 首当其冲的就是因为二战的影响，回国的船票异常难定，再一个就是蒋介石的阻拦。在焦急的等待中，李四光得知此时的国民党驻英大使已经不能再接收共产党，否则将会被直接送往台湾。 陈源在电话中建议李四光抓紧时间撤离，否则当时被国民党人员抓住就不好办了。结束通话后的李四光一刻都不敢耽搁，他以最快的速度收拾文件并告知妻子。为了躲避国民党的监视，他先乘船去了法国，准备从法国回国。 在李四光离开后的第二天，国民党分子就找上了门，但他们到时李四光已经启程，无奈之下才只好作罢。李四光从坐上回国的船后就与国内失去了联系，他一路的经历没有人能知道。 在长时间失联的情况下，国内众说纷纭，有的猜测他已经投靠了蒋介石前往台湾了。但周总理始终相信李四光会回到中国继续他的地质事业，不仅如此，在李四光达到中国前，他就已经在海关处为李四光打点好了一切。 当时的交通能力实在有限，在历时五个月后李四光才到达中国，周总理第一个接见了他，两人像许久未见的孩子一样，一见面就畅谈了两个小时。 最后周总理表示让他先休息几天再做打算，可李四光先生不顾劝阻只想尽快投入工作。在他的不断努力之下，国内的地质体系逐渐完善，同时也建立了很多高校，为之后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努力摘下我国“贫油国”的帽子 在建国之初，我们国内几乎没有发现可以开采的油田，所以国际上的其他国家给我们起了一个名字叫“穷油国”。 李四光觉得地大物博的中国不可能没有石油，如今只是没有探测到的原因。李四光立志要帮中国摆脱依赖其他国家的习惯，在据理力争后，他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找石油。 一些人还在他耳边一直说着风凉话，李四光丝毫不顾及那些流言蜚语。一九五四年，在党中央的大力支持下李四光终于走上了探测石油的道路。 自从他开始了这项工作，就经常夜不能寐，因为他心里时刻想着如何勘测、勘测数据怎么样等这些问题。 他的身子也不是铁打的，在长时间这么操劳的情况下，他的身体还是垮了，肾脏功能越来越不好，但是他一直都没有抽出时间去做全面的治疗。因为他觉得不能浪费时间，如果那天自己真的走了，就真的无能为力了。 长时间的探测下来，他把重点放在了东三省，整日忍受着寒冷与风沙。不过一分耕耘一份收获，历经四五年之久，终于在东北的土地上发现了可能存在的储油层。当时的整个团队都欣喜若狂，我国终于能和“穷油国”这个名字说拜拜了。 结语：除了石油的探测，李四光先生还十分重视地震预测这个难题，因为他觉得地震这种现象一出现，对于国家和社会都是灾难性的摧毁。可晚年的时候他的身体不允许他再继续工作下去了，所以说他一生的精力都用在了建设祖国上，用在了地质工作上。 他的一生是令人敬重的一生，心中很少装有儿女情长，有的只是地质工作和国家大业，一心向党。李四光先生的事迹让我们不由得反思，我们站在先辈的肩膀上看到了更广阔的天地，可如今自己又为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哪些贡献呢？吾辈当自强，国之所强！

社会任职 曾任南京大学校长，南京市和江苏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省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常委，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等职。 1927-1949年，第四中山大学、中央大学理学院，两度兼心理系主任。 1949-1956年，任南京大学教授兼心理系主任、教务长，校务委员会主席、校长。 1955年，任中国心理学会事长。 1956-1983年，任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所长。 1983-1988年，任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名誉所长。 出版图书 意识--心理学的研究 作者名称 潘菽 作品时间 1998年12月 《意识--心理学的研究》是199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图书，作者是潘菽。 亲属成员 父亲：潘仲六是村上私塾的先生。 大哥：潘梓年，是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和杰出的新闻斗士。创办了《新华日报》 四弟：潘美年1906年出生的他是最早投身革命的，中共情报战线领导人之一。 [ 堂弟：潘汉年，左翼文化运动的创始人和领导人。

科研成就 科研综述 中国现代心理学主要奠基人之一。讲授过普通心理学、实验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理论心理学等课程，为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人才。早年从事记忆、错觉、汉字知觉等实验研究后来主要致力于心理学基本理论的研究，提出心理学既不同于自然科学，也不同于社会科学，而是具有二重性的中间科学的观点将心理活动分为意向活动和认识活动，区别于传统的“知、情、意”三分法体系对意识、身心关系、个性等心理学中的重大问题提出了深刻而独到的见解，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 科学观点 潘菽早年对心理学的发展寄希望于实验研究。因为当时心理学的派别很多，分歧很大。潘菽认为要取得一致的正确看法，靠空洞的论争是与事无补的，只有通过实验取得可靠的结果，才能求得共识，从而推动心理学的发展。后来，潘菽经过一个时期的实践和对心理学各流派分支实质的进一步研究，认识到照自己的设想未必就能达到所期望的结果，因为对于同一个科学事实和实验结果，仍会有不同以至相反的解释。关键在于看问题的观点和方法。只有把看问题的根本观点端正了，才能够对心理事实有一个正确认识，因而才能够从根本上提高心理学的科学性。基于这种认识，潘菽转而更加注重心理学基本理论的研究。上世纪40年代，潘菽特为中央大学心理系开设了《理论心理学》课，试图用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分析说明心理学中一些长期争论不休的根本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潘菽的大力倡导和推动下，心理学基本理论研究一直是中国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在心理研究所成立了心理学基本理论研究室，中国心理学会也成立了心理学基本理论专业委员会。潘菽直接领导这两个机构的工作，带领和指导中国心理学理论队伍逐一研究心理学中一些有很大分歧而且又是带根本性的理论问题。潘菽自己率先研究，并提出了许多独具新意的深刻见解，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心理学的构想和框架。例如：潘菽认为心理学必须对人的本质有一个符合科学的理解。在潘菽看来，人的本质特征在于具有可以得到高度发展的心理智能，心理学就是研究人的本质特征，从而阐明人之所以为人的一门重要的大有发展前途的基础科学。 [7] 潘菽一向最为关注的是中国心理学的发展方向和道路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潘菽毕生一直在探索改革旧心理学和建立科学的辩证唯物论心理学的途径。早在30年代，潘菽针对中国学术上的“买办制度”和“全盘西化”的论调，在心理学上则一贯反对不加分析地照搬外国的心理学，极力倡导开展切合中国实际、能够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的研究。晚年，明确提出了发展中国心理学的四条主要途径。一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这是科学心理学的命根子；二是要密切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以求能为此更好的服务；三是要有分辨地继承中国古代可贵的心理学思想，以发扬国光，古为今用；四是要有批判地吸收外国心理学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博采众长，洋为中用。中国心理学者从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已逐步认识到潘菽这些主张的正确性，并把它视为发展中国心理学的纲领。这是潘菽为中国心理学所做出的带有根本意义的贡献。 学术论著 论文 1 潘菽 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缘起 科学新闻 1946 2 潘菽 关于心理学哲学问题的发言 心理学报 1959 3 潘菽 关于心理学性质的意见 心理学报 1959 4 潘菽 面临新时期的我国心理学 心理学报 1979 5 潘菽 论心理学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 心理学报 1980 6 潘菽 意识问题试解 心理学探新 1980 7 潘菽 近代心理学剖视 百科知识 1980 8 潘菽 对推动我国心理学在新形势下继续前进的意见 心理学报 1981 9 潘菽 论所谓心身问题 心理学探新 1982 10 潘菽 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刍议 心理学报 1984 潘菽、李令节 一门研究人类自己的重要科学-心理学 教育科学研究 1985 潘菽 论人的实质的自然方面-新三界说 心理学报 1985 潘菽 辩证唯物论心理学的方法论 心理学探新 1985 潘菽 略论心理学的科学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 1986 著作 1 潘菽 潘菽心理学文集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87 [8] 2 潘菽 心理学简札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4 3 潘菽、高觉敷 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研究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3 4 潘菽、刘范、李令节 人类的智能 上海科技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联合出版 1983 5 潘菽、刘范、章志光 教育心理学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0 6 潘菽 心理学的过去与将来 北新书局 1927 7 潘菽 社会的心理基础 世界书局 1930 8 潘菽 心理学的应用 中华书局 1935 9 潘菽、吴照熙 教育心理学 北新书局 1937 人才培养 教学成果 在30余年的执教生涯中，潘菽为中国心理学的建立与发展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潘菽在讲授心理学史课时，先把问题分给学生，分别指定参考书目和阅读的页数，让学生分头准备。上课时先由学生讲，然后自己做总结。这种教学方法，既使学生能够牢固地掌握知识，又锻炼了学生独立学习的能力。潘菽既教书又育人，经常以自己的新鲜进步思想教育青年们。潘菽先后培养了3名硕士研究生和4名博士研究生。 [2]

1897年（清朝光绪二十三年）7月13日，潘菽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县陆平村的书香门第，潘菽6岁时开始在父亲开办的蒙馆里读《四书》、《五经》。后始逢清朝末年废科举办学堂，潘菽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常州江苏省立第五中学插班3年级。 1917年（中华民国六年），潘菽中学毕业，跳过两年预科，直接考取了大学本科，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在北大读书期间，深得校长蔡元培欣赏：喜欢潘菽多才多艺，兴趣广泛，又甚爱学习。 1920年（民国九年），大学毕业后，抱着“教育救国”的思想，潘菽考取了官费留美。 1921年（民国十年），抵达美国入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教育学。不久，思想发生变化，转学到印第安那大学学习心理学，获硕士学位。 [ 1923年（民国十二年），又转入芝加哥大学，在H卡尔（Carr）教授指导下，于1926年完成了“背景对学习和回忆的影响”论文，获得博士学位。 1927年（中华民国十六年），潘菽学成回国，应聘到建立心理学系最早的第四中山大学（后改称为中央大学）任副教授，半年后晋升为教授，兼任心理系主任。 1944年（中华民国三十三年），潘菽还和梁希、涂长望、金善宝等人在共产党支持下，联合包括竺可桢、李四光等著名科学家在内的一百多人共同发起组织了“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 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5月，在重庆正式召开九三学社成立大会。创始人有许德珩、潘菽、涂长望等。 1949年，南京解放，潘菽受命参与接管中央大学，中央大学更名为南京大学后。同年9月，潘菽作为中国科学家代表团员之一去苏联参加巴甫洛夫100周年诞辰纪念活动。 1951年，潘菽被任命为南京大学首任校长。 1952年，参与了南京及华东地区的大学院系调整工作，主持院系调整时，考虑到仪器设备搬迁问题，没有把南京大学留在四牌楼原址，这也是潘菽本人认为的潘菽生平办错的第一件大事。 1955年，潘菽当选为中科院生物学部委员，是当时中国心理学领域唯一一位学部委员。 1956年，南京大学心理系并入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潘菽担任了心理研究所所长。 1957年，潘菽又率中国心理学家代表团赴民主德国访问，往返都路过莫斯科。 1963年，潘菽突发心肌梗塞病，几濒于危，住了一年多医院。 1976年，任心理研究所所长和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潘菽一方面不辞辛苦地做了大量组织领导工作，同时身先士卒，带头从事研究和著述，大力播扬。 1988年3月26日，因病逝世于北京，享年91岁。

潘菽（1897.7.13-1988.3.26），原名有年，字水叔，江苏宜兴人，心理学家、中国现代心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和九三学社的主要发起人和领导者之一。 1920年（中华民国九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26年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1927年晋升为教授，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潘菽从事记忆、错觉、汉字知觉等实验研究后来主要致力于心理学基本理论的研究，提出心理学既不同于自然科学，也不同于社会科学，而是具有二重性的中间科学的观点将心理活动分为意向活动和认识活动，区别于传统的“知、情、意”三分法体系对意识、身心关系、个性等心理学中的重大问题提出了深刻而独到的见解，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

社会任职 1954年，他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以后连任三届。 1954年后，为九三学社历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1958年，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80年，任第二届常委，1986年，被选举为荣誉委员。 1959年，他当选全国地层委员会委员。 1979年，当选中国地质学会第二届构造地质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地质学会第三十二届理事会理事长。 1979年，当选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1980年以来，为中国石油学会会员、名誉理事。他曾任两届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还担任过中国科学院编译出版委员会委员、科学出版社编委，《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编委，《地质学会志》主编和《地质学报》编委。 1984年，黄汲清被选举为美洲地质学会名誉会员，曾任中国地质科学院名誉院长，研究员；中国地质学会、中国古生物学会和中国石油学会名誉理事。 人物评价 黄汲清为人耿直，治学严谨，工作勤奋，待人坦诚。黄汲清一生治学严谨，工作勤奋。（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评） 生命不息，追求不止，这就是黄汲清科学生活的写照，也是他作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取得成功的奥秘。 （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 评） 人物纪念 黄汲清纪念文集 《黄汲清纪念文集》的出版物，收纳了亲朋好友对黄汲清的纪念文章。 [5] 内容有黄汲清院士的学术活动及生活情况图片，他的未正式出版过的著作及部分题词、贺词，纪念黄汲清院士的文章，黄汲清院士生平及科学著作系年目录。 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 为了缅怀黄汲清前辈对中国地质事业的贡献，弘扬其优秀品德和严谨学风，中国地质学会构造地质学与地球动力学专业委员会和中国地质科学院于2004年11月26-28日在北京召开了“纪念黄汲清院士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 [6] 黄汲清青年地质科学技术奖 黄汲清先生被称为地质学界的一代宗师，是中国地质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为纪念黄先生对中国地质科学和地质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鼓励青年地质工作者积极投身地质事业，中国地质学会在黄先生捐赠的基础上，设立了黄汲清青年地质科学技术奖。 [7]

科学成就 科研综述 1930年至1932年，黄汲清陆续发表了《秦岭山脉及四川地质研究》《中国南部二迭纪珊瑚化石》等6部专著。1932年，黄汲清发表的《中国南部二叠纪地层》专著，不仅填补了中国国内空白，而且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早在1946年，黄汲清曾发表《30年来之中国地质学》一文，对中国地质科学的历程作了全面回顾与总结。出版《中国南部二叠纪地层》，提出中国二叠纪的三分方案撰写《新疆油田地质调查报告》，提出陆相生油和多期多层生储油论出版《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创立多旋回构造运动说，奠定了中国大地构造学的基础主编首批14幅1∶1000000中国地质图及1∶3000000全国地质图，对全国矿产普查起了重要作用。20世纪50年代，部署全国石油普查，为大庆油田的发现作出了重大贡献。 科研成果 黄汲清参加撰写的《大庆油田的发现》一书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2年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获两个一等奖、一个二等奖。 主要论著 1.Huang，On the Cambrian and Ordovician Formations of Hsishan or West ern Hills of Peking，BullGeolSoc，China，1927，6（2）：69～81. 2.Chao，Huang，The Geology of the Tsinlingshan and Szechuan，GeolMemoirs，SerA，1931，9：1～230. 3.Huang，The Permian Formations of Southern China，GeolMemoirs，SerA， 1932，10：1～140. 4.Kan Huang，Etude géologique de la région Weissmies—Portjengrat（V alais），BullSocNeuchteloise SciNatur，1935，60：1～76. 5.Huang，On Major Tectonic Forms of China，GeolMemoirs， SerA， 1945，20：1～165（俄译本：дембо译，Основнвые черты тектонич еского　строения　КнтаяИ3дИностранной　ли тературы，Москва，1952）（中译本：曾莫休、龚素玉译，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地质出版社，1954） 6.Huang，Young，Chen et al，Report on Geological Investigation of Some OilFields in Sinkiang，GeolMemoirs，SerA，1947，21：1～118. 7.黄汲清主编，1∶300万中国地质图，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出版，19 51。 8.黄汲清，中国地质构造基本特征的初步总结，地质学报，1960，40（1）：1～37。 〔英文：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tructure of China:Preliminary Conclusio ns，Scientia Sinica，1960，9（4）：492～544〕〔俄文：Основные　черты　тектонического　строен ня　Китая：предварителъный　выводСовемска я геолгuя，1961，9：8～56〕〔德文：Die Geotektonischen Elemente im Aufbau Chinas，I Teil:Die Geotektonischen Einbeiten Chinas und ihre Merkmale，Geol，Jahrgang，1961，9（7）：715～733，abb1 ～2，II Teil:Grundfragen Der Vergleichenden Tektonik Chinas，GeolJahrgang， 1961，9（7）〕 9.黄汲清、姜春发，从多旋回构造运动观点初步探讨地壳发展规律，地质学报， 1962，42（2）：105～152。〔英文：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Earth′s Crust from th e Point，of the View of Polycyclic Tectonic Movement，Scientia Sinica，1962，11（10） ：1377～1442〕 10.黄汲清、肖序常、任纪舜等，中国大地构造基本特征——1∶300万中华人民共和 国大地构造图说明书，中国工业出版社，1965。 11.黄汲清、张正坤、张之孟等，中国的优地槽和冒地槽以及它们的多旋回发展， 地质科学研究院论文集——丙种，区域地质构造地质，第1号，第1～71页。 12.黄汲清、任纪舜、姜春发等，对中国大地构造若干特点的新认识，地质学报，1 974，（1）：36～52。 13.黄汲清、任纪舜、姜春发等，中国大地构造基本轮廓，地质学报，1977，（2）： 117～135。〔英文：Huang Chiching，An Outline of the Tectonic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E clogae Geologicae Helvetiae，1978，71（3）：611～635〕 14.黄汲清，试论地槽褶皱带的多旋回发展，中国科学，1979，（4）：384～397。 15.黄汲清指导，任纪舜、姜春发、张正坤等执笔，中国大地构造及其演化——1∶ 400万中国大地构造图简要说明，科学出版社，1980。（英文：Geotectonic Evolution of China，Springer—Verlag，Berlin，1987） 16.黄汲清，略论六十年来中国地质科学的主要成就及今后努力方向，地质论评， 1982，28（6）：603～610。〔Huang Jiqing，Sixty Years of Chinese Geoscience，Episodes ，1983，1（1）：8～13〕 （英文：Huang Jiqing，On the Main Achievements in Geological Sciences in China ov er the Last 60 Years and Our Tasks Ahead，Proceeding of the Symposium on Mesozoic and Cenozoic Geology，Geological Publishing House，Beijing，1986：3～19） 17.黄汲清、任纪舜，关于大地构造研究的几个重要问题，构造地质学进展 ，科学出版社，1982。 18.黄汲清、陈国铭、陈炳蔚，特提斯喜马拉雅构造域的初步分析，地质学报， 1984，58（1）：1～17。 19.黄汲清、陈炳蔚，中国及邻区特提斯海的演化（中英文合版），地质出版社，198 7。 20.黄汲清、姜春发指导，王作勋、邬继易、吕喜朝等，天山多旋回构造演化及成矿，科学出版社，1990。 人才培养 从事学术和科研活动的同时，黄汲清言传身教，为中国的地质事业培养了一批骨干人才。他强调重视实践，强调实事求是，一丝不苟。他领导下的地质构造实验室容不得依据不足即忙于下结论的轻率作风。他在工作上严格要求但在学术观点上又很自由，因此，他培养的学生做事认真又敢于和他人争辩学术问题，具备了优秀科学工作者应有的素质。 荣誉表彰 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1985年，获美国地质学会名誉会员称号。 1988年，当选苏联科学院外籍院士。 1994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地球科学奖。同年被俄罗斯科学院选为外籍院士。

1904年3月30日，黄汲清生于四川省仁寿县。 1921年至1924年，黄汲清在北洋大学预科学习。 1928年，黄汲清在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获理学学士学位，进入北平地质调查所任调查员。 1928年至1929年，黄汲清先后从辽东到辽西，从西安到宝鸡，越秦岭入四川，由滇进黔，跋山涉水，步行万余里，开展科学研究。 1932年夏，黄汲清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选派到瑞士留学，先入伯尔尼大学地质系，旋转入浓霞台大学。其间对德、法、意等国进行了考察，1935年写成博士论文《瑞士华莱县素女峰破金峰地区之地质研究》，引起瑞士地质学家瞩目。 1936年，黄汲清回国，被任命中央地质调查所地质主任，率队进入赣、湘、黔、粤等地做了大面积的考察，发现了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湖南资兴煤田，取得重大地质成果。 1937年黄汲清组织西北石油考察队，发现玉门油田。同年7月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第17届国际地质大会，并在苏联进行了广泛的地质考察。1937年12月底，黄汲清被任命为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 1938年2月，黄汲清当选中国地质学会第15届理事会理事长。1938~1940年任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布置并亲自参加四川省的石油、天然气及其他矿产资源普查。 1941年至1943年，黄汲清带队调查甘肃、新疆的石油地质。 1940年夏，黄汲清辞去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职务，任《中国地质学会会志》主编。 1942年，黄汲清兼任中央大学教授。 1945年初，黄汲清写成《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一书，采用地槽地台说，第一次系统的划分了中国主要大地构造单元，科学地阐明其特征。 1945年，黄汲清成立中国地质学会第一个专业委员会-构造地质专业委员会，李四光任主任，黄汲清任副主任。 1946年，兼任北京大学教授，主编完成了14幅国际分幅1：1000000中国地质图，接着又完成了1：3000000中国地质图，综合了中国地质调查的全部成果。 1948年，黄汲清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52年，黄汲清被任命为西南地质局局长。 1955年初，黄汲清在他和谢家荣一同担任地质部普查委员会技术负责人时，建议在松辽平原、华北平原、鄂尔多斯和四川盆地四大重点地区进行石油和天然气普查勘探，经地质部同意，下达了普查钻探任务。 1974年，黄汲清任中国地质科学院顾问，从事国家急需的富铜、富铁矿地质研究。 1979年至1993年，黄汲清当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六、七届常务委员。 1980年被授予中国石油学会名誉理事称号；并被瑞士联帮理工学院授予荣誉自然科学博士学位。 1982年，中国地质学会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及学术讨论会在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举行时，有数百名国内学者及来自9个国家与地区的60多名外国学者出席，黄汲清以理事长身份主持大会，并作了《略论60年来中国地质科学的主要成就及今后努力方向》的长篇报告并公开发表。紧接着，他又在1983至1984年的《中国科技史料》上分4期连载发表了《中国地质科学的主要成就》的数万言长文。 1984年3月15日，黄汲清加入中国共产党。 1995年3月22日，黄汲清在北京病逝，终年91岁。

黄汲清（1904年3月30日—1995年3月22日），四川仁寿人，中国科学院院士，构造地质学、地层古生物学和石油地质学家 。 黄汲清192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1935年获瑞士浓霞台大学理学博士学位；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88年当选苏联科学院外籍院士； 1995年3月22日在北京病逝。 黄汲清系统划分中国主要构造单元和大地构造旋回，进一步开拓了中国地质图制图事业，创建多旋回构造运动说，进而将多旋回说与板块构造相结合，建立板块多旋回开合手风琴式运动模式，开拓大地构造研究新途径。提出陆相生油论，具体部署、指导中国石油天然气地质普查勘探。

1900年4月8日，侯德封出生于河北省高阳县河西村。童年学习努力，11岁入河北保定高师附小。13岁入保定育德中学。 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 1919年，进入北京大学地质系学习。 1923年，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后由于就业困难，改行到山东莱阳中学任教2年。 1924年—1925年，在山东莱阳县中学任教。 1926年—1927年，担任河南中原煤矿公司钻探师。 1928年—1935年，担任农矿部（实业部）地质调查所技士。 1936年—1937年，担任山西太原晋绥矿产测探局矿产课技正、课长。 1938年—1945年，担任四川省地质调查所技正。 1943年—1945年，担任四川省地质调查所所长，兼任重庆大学地质系教授。 1946年—1949年，担任南京中央地质调查所技正，兼陈列馆主任。 1950年，担任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 1951年—1980年，担任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所长。 1951年，担任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委员兼南京办事处主任。 1952年，加入九三学社。 1954年—1962年，担任中国地质学会书记、秘书长。 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8年，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化学系系主任。 1968年—1980年，兼任中国科学院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所长。 1980年2月24日，在北京逝世。

侯德封（1900年4月8日—1980年2月24日），字洛村，出生于河北省高阳县，地质学、地球化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原所长。 1923年侯德封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后到山东莱阳中学任教2年；1926年开始先后担任河南中原煤矿公司钻探师，农矿部（实业部）地质调查所技士，山西太原晋绥矿产测探局矿产课技正、课长，四川省地质调查所技正，四川省地质调查所所长，兼任重庆大学地质系教授，南京中央地质调查所技正，兼陈列馆主任。1951年至1980年担任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所长；1952年加入九三学社；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化学系系主任。1958年至1964年被选为第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68年至1980年兼任中国科学院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所长；1979年任中国地质学会副理事长；1980年2月24日在北京逝世 [1] 。 侯德封主要从事矿产地质研究工作 [1] 。

年逾古稀的盛金章先生侃侃而谈，白发盈头，更添几分神采。 他是江苏靖江人。1942年秋考入重庆大学地质系. 1946年夏毕业,继而考取当时的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分配进古生物研究室任技佐,在前辈学者的指导与熏陶下，开始从事无脊椎古动物学中的？类研究。新中国成立后, 地质工作者成为祖国大规模建设的先行者,盛金章先后奉调在华北及东北南部的本溪、江苏贾汪、 太原西山、河南平顶山等煤田从事煤田地质调查与勘探工作。1955年，他从野外地质大队调回设在南京的中科院古生物研究所，便潜心于？类及与之有关的地层学中的海相二叠系的研究, 除了十年动乱中受到干扰外，他的研究工作从未间断。1959年, 他与同事合作编著的《？》，作为科学出版社古生物学丛书的首册率先出版,为新中国？的深入研究打下了基石。这本书在当时统一译名、统一概念及？的鉴定、？的教学等方面起了积极推动作 用。随后，他的著作《中国的？类》、《广西、贵州及四川二叠纪的？类》等相继问世。他最早建立了我国二叠纪？类化石带,建立了自己的？类分类系统，并广为国内地质古生物学界所釆用;为国际间海相二叠系的对比提供了重 要的依据,并成为国际古生物学界反映我国在？类学及二叠纪生物地层学研究方面的代表。80年代起,他参与并领导了该所对我国石炭系与二叠系界线地层的研究。 　？的研究，在科学上有何现实 意义呢？盛老说：？离我们虽很遥远,但它的化石带给我们丰富而可靠的远古的信息，是反映地层面貌的珍贵“档案”。首先滨在地球上分布广,演化快，最初出现于石炭纪晚期,绝灭于二叠纪末期， 是地质学上划分石洪纪和二叠纪地层的标准化石之一。其次，？生长的年代,又是地球上重要的成煤时期，？化石常常是含煤地层的先导。 40年代后期，地质学家谢家荣在安徽省淮南八公山附近发现了含？地层，推断必有含煤地层隐伏在广阔的江淮平原之下，随之毅然组织人员钻探，结果发现了淮南大煤田。在新中国煤田开发建设史上,也少不了？的“功劳“。

“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头。”盛莉莉似乎没有从自己父亲身上看到太多高大的形象，“父亲对利益看得很淡，不管是金钱方面，还是名誉方面”。 　　盛莉莉记得当年父亲被推荐报院士的时候，他婉拒过好几次，他的信念是“认真做事、认真做人，不给别人找麻烦”。虽然自己不计名和利，但盛金章很愿意推荐学生和同事去争取一些奖项。 　　“我出国期间，盛老师还专门到我家看望我的父母。”杨群告诉《中国科学报》，“盛老师是一个很细心的人，他会记住你家的情况，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但又不会让你知道。” 　　盛金章十分关心年轻人的成长。曾有一位国外的年轻学者对盛金章的研究成果非常感兴趣，并写信向他索要资料和化石样品。对此，盛金章不仅回信鼓励那位年轻学者, 还托人为其送去参考标本。 　　后来，很多得到过盛金章培养指导的科技人员，成为他的终生合作者和朋友。学风严谨、道德高尚，是大家对盛金章的一致评价。 　　1991年5月15日，盛金章在自己70岁生日时曾写诗一首：“淡淡平平七十秋，萧萧白发已盈头。新苗喜看年年绿，万马奔腾蹄不休。” 　　盛金章很喜欢数学家华罗庚生前说过的话：“树老易空，人老易松。科学之道在于实。戒之以空，戒之以松，我愿一辈子从实以终。”这也是盛金章科学人生的真实写照，他将毕生献给科学事业，不断追求进步、创造革新，求真务实。

在与国际学术界的交往中，盛金章一直秉持不卑不亢的态度。 　　20世纪50年代，在太子河的第一次地址勘查工作中，盛金章建立了我国北方石炭纪?类化石序列，纠正了日本人在地层工作中的错误，在新中国地质学研究史上掀开有重要意义的一页。 　　此后，盛金章开始重点研究二叠纪地层及?类化石。据悉，?类有孔虫是一种原生动物，在石炭纪和二叠纪的地层中非常普遍，是划分对比此时地层的重要化石。二叠纪是古生代的最后一个纪，也是成煤的主要时期。 　　相关研究不仅填补了我国的空白，还弄清了国际上长期没有解决的一些?类分布规律问题，使学术界对?类演化历史的认识更完善，对勘查晚二叠纪煤藏及研究含煤地层的对比有重要实际意义。 　　“盛老师最先建立了我国二叠纪?类化石序列，解决了二叠纪炭酸盐岩地层的划分和对比问题，为我国二叠纪地层分统、建阶奠定了重要基础。”杨群告诉《中国科学报》，盛金章建立的?类分类系统，为我国地质古生物学界采用。 　　他介绍道，盛金章在多部论著中详细描述并澄清了我国广大地区石炭纪和二叠纪的化石动物群及生物地层序列，为国际同行深刻领会我国古特提斯及邻区若干古生代动物区系奠定了基础，这些研究能帮助国际同行理解晚二叠世的地层记录, 尤其是乐平统、吴家坪阶和长兴阶的含义。 　　1955年，盛金章带着科考队员住进浙江省长兴县煤山镇一家简陋旅店，他们离开时留下一个新的地质概念——长兴阶。 　　盛金章联合中外学者通过研究总结出，长兴阶是世界上二叠系最年轻的地层单位，其所含古纺锤?带是全球二叠系最高的?带。 　　杨群表示，该研究成果为争取以我国地名命名的长兴阶列入国际年代地层柱创造了条件，并成为我国?类学及二叠纪生物地层学研究的代表。 　　在盛金章带领的研究团队的攻关下，长兴期于1989年作为第一个中国起源的年代地层学单位名称，被列入国际地质年代表，受到国际学术界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