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直中是我国著名的雷达与信息处理技术专家，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他一生对雷达技术执着钻研，乐此不疲，是我国雷达科学技术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的科研技术成果引领着我国雷达的发展。 　　1917年4月1日，张直中出生在浙江省海宁市的一个书香世家，从小他就坚定了“要为中国的现代化工业而献身”的信念。1936年他考入浙江大学电机工程系，并在1945年留学英国来赛斯特大学和通信兵学院，主攻雷达和超高频技术，同时也学习过收音机和黑白电视机制造技术。回国后，被调到南京第一电信技术研究所任工程师的张直中，由此开始了他热衷的雷达科研事业。 　　 　　在雷达研究中，张直中悉心钻研，时刻关注国际雷达发展高新技术的动向，在他的指导下诞生了我国多个雷达第一。1951年，张直中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研制成我国第一批自行设计的雷达天线和高频传输系统，并于1953年仅凭着一部缺天线的样机，成功仿制我国第一部中程警戒雷达。1964年，为了建立我国对洲际导弹的防御能力，他迎难而上，首次提出用相控阵体制解决导弹预警问题，应用于我国第一部单脉冲实验雷达研制上并取得成功，奠定了控阵雷达的基础。在张直中的主持和指导下，我国成功拥有了微波动目标显示雷达、脉冲压缩雷达、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等。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他又开始了对逆合成孔径雷达进行研究。雷达新体制和新技术的发现，是张直中最大的贡献，在世界雷达领域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除了科研工作，张直中积极领导和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在1980年美国华盛顿召开的国际雷达会议上受到多名雷达专家的关注。他也在国际性和全国性会议及杂志上发表多篇论文，出版了《雷达信号的选择与处理》、《微波成像术》等多部著作。曾获得电子部科技进步一等奖、中国工程院科技进步奖、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等。 　　生活中的张直中朴素和蔼，但这平凡的外表下有着他一生不平凡的科研精神和功绩。他始终为使我国的雷达技术与国际先进水平缩小差距而努力，成为我国雷达科研的学术带头人。他以坚忍不拔的勇气和探索精神，始终走在中国雷达新型技术研究的最前沿。

国际交流 1974年1月，张直中被恢复副总工程师职务并受命领导新雷达论证工作，重新开始了他的雷达研究。1979年，62岁的他双喜临门，年初升任研究所总工程师，年底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80年4月，张直中率领中国雷达代表团访问美国，出席第二届国际雷达会议。对于中国首次在国际雷达会议上的亮相，与会的各国专家感到新奇，很想了解刚刚开放不久的中国雷达发展情况。他们从会议散发的简历中发觉代表团团长是一位中国雷达研究行业的重要人物，但没有料到的是，这位风度翩翩却不善言谈的银发学者用一口流利的英语，从容地作了题为《中国雷达技术研究发展概况》的精彩讲演。报告时间不长，但内容翔实、精深，令与会代表大为震动，让知名专家刮目相看。 张直中在报告的结尾深情地说：“我感谢美国电机和电子工程学会（IEEE）给我这个介绍概况的机会。我希望通过科学团体和学会间的相互交流以及科学家之间的个人接触增进我们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报告赢得了会场热烈的掌声，各国专家纷纷表示愿和中国同行进行技术交流，由此开启了中国雷达技术的国际交流窗口。 大会主席罗伯特·希尔教授于2011年撰文回忆说：“1980年，一个历史性时刻，张教授那次报告中所表达的‘希望’正在真正地变为现实。”希尔教授当年还特别主持了一个联谊会，款待首次参会的中国代表团。从此，希尔与张直中成为了好朋友，并保持了二十多年的学术往来。由于张直中出访的成功，中国电子学会提议与美国IEEE、英国IEE、日本JICE和法国SEE合作，每年开一次国际雷达会议，轮流在美、英、日、中、法举行，即后来希尔所称的“五轮回”（five-cycle）。 会议结束后，在中国驻美大使馆的安排下，张直中一行参观了美国6个研究所和4所大学，与美国雷达同行充分交流、接触，他们走访了美国“海洋卫星”研究所，观看了即将发射升空的一颗“海洋卫星”，了解有关星载合成孔径雷达（SAR）方面的发展趋势。同年9月，美国政府派出了由国防部副部长为首的雷达和微波高级代表团回访中国，第一站便是张直中所在的南京第十四研究所。 巴顿先生是美国著名的靶场精密测量雷达专家，张直中的报告也引起了他浓厚的兴趣。1986年，他特地走访十四研究所，就单脉冲精密雷达的有关技术与张直中进行交流。 再创辉煌 1980年初，作为研究所的总工程师，张直中被国防科委召去北京，接受研制歼击机脉冲多普勒（PD）雷达的任务，主持该体制样机方案论证和技术攻关。任务下达后，他立即组织技术人员进行全面论证，还加强了多普勒雷达总体室技术力量。年底，张直中带上已论证出的PD雷达总体方案赴京向国防科委组成的专家评审组汇报，获得好评。在其后的两三年，张直中发现有些研究试验需端正路线，也发现一些原未想到的新问题需要解决。经过3年的攻关，取得了初步成果，为实战型机载多普勒雷达的研制开拓了道路。十年磨一剑，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有中、低两种重复频率的I型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终于研制成功。 1984年，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美国，与美国军方谈判确定购买美国装在F16战斗机上的脉冲多普勒雷达。美方雷达专家于1987年9月到所介绍其雷达的原理、技术和性能，并告知该雷达在空对地工作方式中，原来是包括实波束成像和将成像清晰度提高8倍的多普勒波束锐化（DBS）。但该专家声明，美国军方已将对地多普勒锐化8倍的技术去除，不给中国了。张直中得知后非常气愤，不能容忍那样出尔反尔的霸道行径，决定自力更生，攻克美国禁让技术，研制出自己的机载雷达对地多普勒锐化，给国人争气。 1989年，该体制样机试制出来，需要将样机带上天空，做固定方位波束锐化比达12倍的试验。雷达上天测试，在空中需要好几个小时时间，同事都劝他不要像以往那样上天了，只要事后查看飞行记录就行了。张直中却认为，观察飞行中的数据变化，对他的研究课题至关重要。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已70多岁的他就是不听劝阻，执意上天。大家只好找来一位医务室医生全程陪同。张直中登上了老式螺旋桨飞机，在南京上空转了近四个小时，圆满地完成了测试任务，成功地在显示器上获得了波束锐化的地形实验图片。下飞机时，张直中面带喜悦，精神特佳，而看护他的医生却头晕了。为了更清楚地认识雷达成像照片的分辨率，实验完毕后，他又叫女儿买来南京市区地图进行对比。 功夫不负苦心人，张直中的机载雷达总体和信息处理研究经历了多次失败和改进，于1989年，顺利通过了国家鉴定，90年代实现某型号机载雷达比美国西屋公司锐化8倍更高的对地多普勒锐化效果，被时任军委主席江泽民称之为“争气雷达”。 1980年，张直中就开始了合成孔径雷达的研究。1985年，在《现代雷达》杂志上，他开办了题为《合成孔径、逆合成孔径雷达和成象雷达》学术讲座，详细介绍合成孔径雷达的基本原理、它们的不同形式、它们的二维分辨力以及偶合和模糊等限制因素，它们的功率、运动补偿、光学和数字处理等内容。 1988年，年过八旬的张直中接受了国家高科技“863计划”项目——“逆合成孔径雷达（ISAR）成像”研究课题。1992年，电子工业部授予他的《逆合成孔径雷达运动补偿和成像》学术论文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一生从事雷达事业的张直中将雷达比作一首美妙的诗，吟诵一辈子也不厌倦。他一生公开发表的雷达研究性论文多达60多篇，最后一篇《机载SAR对动目标三维成像方案的分析》刊载于2009年《现代雷达》杂志第1期。他生前在与笔者交谈时，表达了自己对雷达事业的钟爱，对祖国雷达发展前景的信心与希望：“我有幸经历了中国雷达技术发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60年。回顾自己的雷达人生，我无怨无悔，心满意足。人生有限，科学无限。活到老，学到老，以有限逐无限，是科学工作者的无悔本质。我觉得，雷达这个高科技领域，过去、现在、将来都充满着激烈的竞争。凡是最尖端技术，人家‘卡’你，实行‘禁运’，怎么办？唯有靠自力，长志气。当前尤其应大力发展应用研究、开发设计、制造加工等综合工程技术，以有利于在雷达技术总体上尽快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愿建设21世纪富强祖国的年轻‘雷达’人，踏在我们老一辈科学工作者的肩膀上，奋力攀登！”

张直中（1917~2011），雷达与信息处理技术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1940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电机系电讯专业，1945年赴英国学习雷达和超高频技术，成为我国最早接触雷达技术的人员之一。1950年调往南京雷达研究所（后改称第十四研究所），从事雷达研制工作，先后任设计室主任、设计科科长、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科技顾问、研究员等职。 1978年当选为中国电子学会无线电定位技术分会（原名雷达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1983年被授予中国电子学会会士。1993年成为中国电子学会雷达分会最高奖——申仲义奖的首位获奖者。1998年获第二届中国工程科学技术奖，1999年获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著有《雷达信号的选择与处理》《合成孔径、逆合成孔径和成像雷达》《微波成像术》和《机载和星载合成孔径雷达导论》等著作。 ■钱永红 定向雷达 张直中出身于书香门第，6岁随父母亲定居上海。当时的上海是半殖民地的典型，市内有英租界、法租界、美租界、日租界。一天，张直中上街，看见一个牌子，便问父亲是什么。父亲答：“英租界。”他又问：“英租界是什么？”父亲说：“就是英国人占着我们的地盘。”他们来到外滩海塘公园，他想进去玩，父亲指着公园大门前挂着“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禁牌说：“那儿不能去。”张直中亲眼目睹了洋人雇佣的印度巡捕拿着警棍乱打街上的中国劳工苦力，很纳闷，又问父亲为什么。已是上海挂牌律师的父亲感叹道：“这是因为中国太弱小，外国人可在中国土地上任意欺负我们，不把中国人当人啊。”张直中从此无法忘记国人遭洋人欺凌的情景，幼小的心灵迸发出对帝国主义的憎恨。 中学时代，他看到祖国河山屡遭沦陷，百姓生灵涂炭，发誓要勤奋求学，日后像岳飞那样，精忠报国，洗刷国耻。那时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出现了一种论调：国弱是由于中国的工业太不发达，强国必先振兴民族工业。这种“科学救国”、“工业救国”思想深深地植入张直中的心中。 在光华附中的4年里，他一直勤奋刻苦，成绩优良，还时常关注科技动态，吸收新知识。他于1933年就在《科学世界》杂志8期上发表《X线发生的浅说》，在《光华附中》（1935年毕业特刊）上发表《放射浅说》。两篇论文均获得校内外读者的好评。 1936年，张直中考入浙江大学工学院电机系。“七七事变”爆发，打破了正常的教学秩序，浙大被迫西迁。学校抗日气氛浓重，师生一路走，一路抗日宣传、义卖。学校迁至广西宜山时，日军派18架飞机轰炸浙大，投弹100多枚。当时张直中正在教室温习功课，听见飞机声临近，即刻跑出，仰卧在操场上。刹那间仅离他约40米处被炸出一个直径4米左右的大坑，他幸免于难。看着学校仅有的两座宿舍楼被炸毁了一座，教室、办公室、体育室、阅报室、礼堂等被烧掉，百余同学除身上所穿衣服外，书籍、衣服、被褥荡然无存，张直中暗下决心，要为抗日而发奋读书。 浙大电机系当时有电力和电讯两个专业，学生一至三年级均读相同课程，四年级才分专业。张直中定向电讯，是将国防事业作为己任，投身无线电行业，为国效力。 1940年大学毕业后，张直中到重庆电信机械修造厂技术室当了技佐，为抗日部队研制过通话距离达16公里远的军用电子管报话机。由于他勤奋努力，不久提升为技士，工作不到5年，就被国民政府选派，作为访问学者前往英国进修，学习超高频技术和雷达技术。他是第一位到英国皇家通信工程兵学院工厂基地的中国学者，看了当时英国在二战中使用过的三种先进雷达，即警戒雷达、探照灯雷达和炮瞄雷达。零距离的观摩、学习，让张直中开阔了眼界。他立下鸿鹄之志，以开发祖国雷达事业作为自己的终生事业。 1947年学成归国回到重庆工厂后不久，他就发表了第一篇雷达论文，刊登在《联勤学术研究季刊》杂志创刊号，详细介绍了英国研制的S.L.C. MK Ⅵ式探照灯雷达。 由于时值国共内战，民国政府全无振兴工业和发展先进技术的迹象，张直中将研制雷达的希望和热情，寄托给了中国共产党。他的上司非常欣赏其才干，曾劝他一同飞往台湾。但他不为所动，自信只有新中国才能实现他的雷达梦想。 中国雷达 1950年10月，重庆电信机械修造厂接到北京密令，调张直中前往军委通信部南京雷达研究所工作。张直中得知后，非常兴奋，英雄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中国的雷达技术研究始于20世纪40年代，发展于50年代，经历了从装配修理、仿制改进到自行研制的过程，张直中是整个中国雷达发展历程的见证人、规划、设计者。 张直中到南京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主持整修各式日、美雷达100多部，运往东北，部署在鸭绿江边，用于志愿军抗美援朝。1952年上半年，张直中接受了一个月内要完成4部101警戒雷达的任务。他的团队争分夺秒，成功攻克了发射机不稳定的技术难关，不到一个月时间，4部雷达及时运到朝鲜前线，有力地保障了志愿军的防空作战。由于张直中在雷达整修工作中解决了若干技术关键问题，1952年荣立了四等功。 1953年，研究所成立设计室，张直中被任命为主任，受命仿制苏式防空警戒雷达。当时所里没有一张雷达图纸，只有一台没有天线的苏式П-３型样机。在没有任何借鉴和参数的情况下，只能从零开始，自行设计。张直中率领十多名技术骨干和十多名新分配来的大学生进行全机系统及天线馈线设计。大家凭借“管中窥豹”、“一叶知秋”的思维模式，实施“反设计”，通过不断地测绘、试制、改进，难关一个又一个被攻克。参加研制的工作人员在一年内，每天都保持高负载的工作量，最终仿制成功第一部国产中程防空米波警戒雷达，从此，中国开始自行制造雷达。 1956年，张直中升任研究所副总工程师，负责领导新技术的研发工作。他认为搞军用雷达必须以符合中国实际的新技术、新体制为研究的主要目的，新产品设计必须为当时或不久的将来的国防需要服务。他主持低空警戒雷达的方案论证，采用动目标雷达新体制，解决了抗地杂波干扰的难题，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部微波动目标显示雷达。 在科学分析国外雷达技术发展状况和国内电子工业技术的基础上，张直中于20世纪60年代初，果断地提出在角跟踪体制上，应该放弃美国50年代前期的磨石山体制，走一条自主开发的道路。他与他的团队展开了脉冲压缩课题研究，弄通了国外杂志上仍在原理性探讨的单脉冲跟踪体制的科学原理和实施方法，自主研制成功在我国雷达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第一部单脉冲试验雷达，为60年代中、后期研制导弹、卫星靶场精密测量雷达作好了技术上的准备。 1964年6月，中国电子学会在北京科学会堂举办第十二次无线电电子学科学技术报告会，张直中应邀作题为《雷达技术的现况及发展趋势》的学术报告，报告叙述雷达在空间时代的应用以及为了满足这些新用途而创建的新体制和新技术，说明国际上最近十年来这方面的情况并预测了今后十年的发展趋势，听众多达600人。 正当张直中全身心地研制大型单脉冲精密跟踪测量雷达，且初显成果时，“文革”爆发了，张直中的研究工作戛然而止。造反派以他曾在国民党联勤部所属的重庆电信机械修造厂担任过相当于总工程师职务几年为由，将他列为“清理阶级队伍”的对象，关入“牛棚”。解放前夕，国民党联勤部高官去了台湾，张直中虽未跟从，造反派却强行指控他为“埋伏得很深的特务”。家被抄两次，均没有找到他所谓做“特务”的证据，只得将写有“本缄”二字的几封亲友给他的信封，说成是特务间联络的暗号。然而，此时的张直中非常坦荡，坚信历史的清白，对自己所选择的道路依然无怨无悔。 1970年4月24日，我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酒泉卫星发射基地传来了好消息，张直中参与研制的单脉冲精密测量跟踪雷达成功完成了任务，这让身陷逆境的他获得了不少精神安慰。 1972年，他仍不能恢复雷达设计工作。之后的一年半时间，他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去北京翻译并总校了一部数百万字的《雷达手册》；二是总结了自己十多年来在雷达信号处理方面的理论与实践，完成一部《雷达信号的选择与处理》书稿。

张直中，中国工程院首届院士，我国雷达技术的主要先驱者，发展我国脉冲压缩雷达技术、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微波成像雷达技术等的学术带头人。他是我国动目标显示雷达、单脉冲精密跟踪雷达、相控阵预警雷达等工程的倡导者，为发展我国雷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的雷达技术研究， 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 50年代取得一定发展， 经历了从装配修理、 仿制改进到自行研制的过程。 张直中， 我国最早接触雷达技术的人员之一， 也是中国雷达发展历程的 见证人、规划、设计者。 在他手中诞生了诸多中国雷达的第一。 “前人的阶梯，自己的思路。 唯实求真，灵活执着，知难不退”， 是他的雷达人生格言。 2011年4月1日，张直中在寓所欢度94岁生日（钱永红摄影） 1 为中华崛起发愤学习 1917年， 张直中出生于浙江省海宁盐官镇， 6岁时随父母定居上海。 在尚公小学接受了良好的小学教育。 中学时代， 张直中眼看祖国河山屡遭沦陷， “科学救国”“工业救国”的思想 在那时便深深根植于他的心中。 中学时代的张直中 1933年， 他在《科学世界》杂志第8期 发表《X线发生的浅说》， 论文叙述了X线的发明， 获得校内外读者的好评。 1936年，张直中考入 浙江大学工学院电机工程系。 因“七七事变”爆发， 浙大被迫西迁。 学校迁址后依然遭到了日军的轰炸， 最危险的时候， 他离炸弹的弹坑只有40米。 面对满目疮痍的校园， 张直中下定决心， 誓为抗日而发奋读书。 他选定电讯研究方向， 将国防事业作为己任， 准备用科学知识投身无线电行业。 1940年8月， 浙大举行毕业典礼， 竺可桢校长以荀子的名言 “君子耻不能，不耻不见用” 激励毕业生肩负起抗战建国的使命、 为国家做贡献。 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1940年签名赠与张直中的照片 1940年大学毕业后， 张直中前往重庆 在电信机械修造厂技术室工作 后来，他得到了前往英国 学习超高频技术和雷达技术的机会， 他是英国皇家通信工程兵学院工厂基地的 第一位中国学者。 40年代张直中在重庆电信机械修造厂调试设备 在英国， 张直中实地观察了 在二战中使用过的三种先进雷达， 警戒雷达、探照灯雷达和炮瞄雷达。 零距离的观摩、学习， 让他开阔了眼界。 他立下鸿鹄之志， 以开发祖国雷达事业 作为自己终生的事业。 1947年，张直中学成归国， 他的第一篇雷达论文， 刊登在《联勤学术研究季刊》 杂志创刊号上。 论文详细介绍了英国研制的 S.L.C. MK Ⅵ式探照灯雷达。 1948年，张直中在《联勤学术研究季刊》创刊号发表论文，介绍英国探照灯雷达 由于时值国共内战， 民国政府已无振兴工业 和发展先进技术的迹象， 于是，张直中决定 将研制国产雷达的计划和热情， 寄托给中国共产党。 他相信， 只有新中国才能实现自己的雷达梦想。 2 走出自己的雷达道路 1950年10月，张直中被调往 军委通信部南京雷达研究所工作。 他觉得终于找到了自己梦想路径。 1952年上半年， 张直中接受任务， 用一个月的时间， 完成四部101警戒雷达的研制。 他和团队争分夺秒， 成功攻克了发射机不稳定的技术难关。 四部雷达及时运到朝鲜前线， 有力地保障了志愿军的防空作战。 1953年， 研究所成立设计室， 张直中为主任， 受命仿制苏式防空警戒雷达。 当时没有一张雷达图纸， 只有一台没有天线的苏式П—３型样机。 在没有任何借鉴和参数的情况下， 张直中从零开始， 率领了十多名技术骨干 和十多名新分配来的大学生， 进行全机系统及天线馈线设计。 通过不断地测绘、试制、改进， 最终成功仿制出第一部 国产实战型中程防空米波警戒雷达。 从此，中国有了自行制造雷达的历史。 1956年， 张直中升任研究所副总工程师， 负责领导新技术的研发工作。 20世纪60年代初， 张直中提出放弃 美国1950年代前期的 “磨石山”（Millstone）体制， 走一条自主开发的道路。 他与团队一起展开 脉冲压缩课题研究， 把国外杂志上处于原理性探讨的 单脉冲跟踪体制的科学原理 和实施方法弄通了， 并自主成功研制了 我国雷达发展史上 第一部单脉冲试验雷达， 为60年代中后期 研制导弹和卫星靶场精密测量雷达 做好了技术上的准备。 1965年，张直中获国防部长颁发的预备役军官兵役证 1964年6月， 中国电子学会举办 第十二次无线电电子学 科学技术报告会， 在报告中，他说： “终有一天我国的雷达事业 将列在最先进之列。” 1970年4月24日， 我国成功发射了 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 酒泉卫星发射基地传来了 张直中参与研制的 单脉冲精密测量跟踪雷达 成功完成任务的好消息， 这让身陷逆境的他获得了精神安慰。 1972年， 张直中翻译并总校了 数百万字的《雷达手册》。 他还总结了自己十多年来 在雷达信号处理方面的理论与实践， 撰写出版了专著 《雷达信号的选择与处理》。 1979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雷达专著《雷达信号的选择与处理》 3 开启雷达交流国际之窗 1980年4月， 张直中率领中国雷达代表团访问美国， 参加第二届国际雷达会议。 这是中国首次 在国际雷达会议上的亮相， 国外都想了解中国的雷达发展情况。 张直中《中国雷达技术研究发展概况》Survey Paper – Rada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英文演讲稿（1980年） 张直中用一口流利的英语做演讲， 题为《中国雷达技术研究发展概况》。 报告不长，但内容详实， 与会代表对中国的雷达技术水平 大为震动。 报告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各国专家纷纷示意 要与中国同行进行技术交流， 由此开启了 中国雷达技术的国际交流窗口。 2003年，张直中（右）与美国希尔教授在合成孔径雷达合肥会议的合影 4 造出中国的DBS争气雷达 1980年初， 作为研究所的总工程师， 张直中接受了研制 歼击机脉冲多普勒（PD）雷达的任务。 他亲自主持 该体制样机方案论证和技术攻关， 还加强了多普勒雷达总体室技术力量。 年底，张直中带着总体方案 向国防科委组成的专家评审组汇报， 获得好评。 但在其后的研发过程中， 张直中发现有些研究试验需端正路线， 一些原未想到的新问题需要解决。 经过3年的攻关， 他们取得了初步成果， 为研制实战型机载多普勒雷达 开拓了道路。 1990年代，张直中在十四研究所办公楼顶介绍雷达设备（侯艺兵摄影） 1984年， 中国军事代表团与美国军方谈判 购买F16战斗机上的脉冲多普勒雷达。 1987年，美方同意出售， 但所售产品中并不包括 将成像清晰度提高8倍的 脉冲多普勒雷达中的 多普勒波束锐化功能。 张直中得知后非常气愤， 决定自力更生。 1989年， 该体制样机成功试制出来， 需要将样机带上天空， 做固定方位波束锐化比达12倍的试验。 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 已经70多岁的他不听劝阻， 执意登机试验。 张直中登上了老式螺旋桨飞机， 在南京上空转了近四个小时， 圆满地完成了测试任务， 成功地在显示器上 获得了波束锐化的地形实验图片。 功夫不负苦心， 1989年， 机载雷达总体和信息处理研究 终于顺利通过了国家鉴定。 20世纪90年代， 研发出某新型号机载雷达， 其所包含的多普勒波束锐化功能效果 相比美产雷达， 效果提高了8倍多。 被国家领导人称为“争气雷达”。 一生从事雷达事业的张直中 将雷达比作一首美妙的诗， 吟诵一辈子也不厌倦。 在与笔者交谈时，他表达了对雷达事业的钟爱，对祖国雷达发展前景的信心与希望：“我有幸经历了中国雷达技术发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60年。回顾自己的雷达人生，我无怨无悔，心满意足。人生有限，科学无限。愿建设二十一世纪富强祖国的年轻‘雷达’人，踏在我们老一辈科学工作者的肩膀上，奋力攀登！” 张直中 (1917.4-2011.9) 雷达与信息处理技术专家 中国工程院院士 作者简介： 钱永红，浙江大学校史研究会特聘研究员，近二十年来致力于现代科学家、教育家的传记整理工作，编辑出版专著两部，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参考文献： 1. 王福如. 张直中.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 第三集. （1992年）北京：科学出版社. 2. 钱永红. 张直中：无悔的雷达人生. 跨越时代的百位中国科学家 第三册（2017年） 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3. 张直中口述，钱永红访问整理. 雷达人生——张直中口述自传.（2013年）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4. 本文图片来源于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

重庆大学上演原创话剧《光华》 展现“高电压”王牌专业跨越式发展，展现在顾乐观教授、孙才新院士、颜怀良教授等人的带领下创建的重庆大学电气工程学院的“高电压”科研团队，时刻着眼国家长远需求，不抱怨、不放任、不等待，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短短几十年内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使重庆大学“高电压”专业成长为国内前列、世界领先的王牌专业的壮阔历程。 14-15日晚，重庆大学师生团队原创的话剧《光华》在重大虎溪校区学生活动中心大剧场精彩上演，学校2千余人现场观看了演出。 《光华》取材于重庆大学电气工程学院的“高电压”科研团队，讲述了科研团队从上世纪70年代成立到今天，在顾乐观教授、孙才新院士、颜怀良教授等人的带领下，时刻着眼国家长远需求，不抱怨、不放任、不等待，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短短几十年内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使重庆大学“高电压”专业成长为国内前列、世界领先的王牌专业的壮阔历程。 《光华》通过三代高压人的奋斗故事，突出了“高电压”团队一直传承的“板车精神”“箩筐精神”；“不计得失，不掉链子，共进退，同发展”的团队精神；“耐劳苦、尚俭朴、勤学业、爱国家”的“重大精神”；以及“为科学、为未来”的“科学精神”。同时也通过师生几代人的传承彰显着崇高的“师德师风”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时代精神。 本次演出共有三幕。讲述了从高电压专业刚刚成立，实验室从一穷二白到攒下了一些电力公司和国家淘汰下来的旧电力设备，为学生们的学习，为基础科研打下了一个基础；再到“高电压”实验室规划了未来学科发展方向，集中“高电压”实验室自主创新研发的新设备，“高电压”专业真正跻身到国内前列，参与进众多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的电力工程领域，获准建设“输配电装备及系统安全与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最后到剧目高潮和结尾部分，讲述2008年春节前夕，南方19省长期雨雾天气导致雨凇灾害，输电铁塔倒塌，城市断电，旅客严重滞留。团队将实验室测算的融冰数据带到救灾第一线，他们提供的“直流融冰”方法奏效，冰凌从电线上大片剥落，输电线路逐渐恢复。冰灾启发团队开始建设“雪峰山野外覆冰实验室”他们也意识到，不忘初心，未来奋进之路更加光辉灿烂。 此次话剧共有演员21人，为了更好的融入角色，增强话剧的演出效果，他们进行了多次高强度排练，他们积极查阅书籍、浏览先进事迹，了解角色底蕴，并全身心投入、自我学习、自我教育，深切领会学校“高压电”科研团队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坚定的理想信念。 重庆大学电影学院老师、《光华》编剧孙丽萍介绍，“我们从3月中旬开始筹备，前期用两个月的时间共采访了14位高电压学科的骨干和青年老师们。通过他们讲述的老师的故事，我们开始构思、调整、修改剧本架构，7月中旬完成剧本初稿。8月20日，学校电影学院8个专业、105位师生，和电气学院5位同学返回学校，我们一边修改剧本，他们一边排练。我们用52天的时间完成了剧目的舞台创作。” 在紧张的排练期间，演员们没有休息过。孙丽萍说：“他们把所有的课余时间用来创作、排练，到正式演出之前，21位演员里面有6位因劳累过度、免疫力下降住院，还有位同学发高烧，去药房买药、吃药又回来接着排练，大家共同担起这份责任感、使命感，尽全力把事情做好，这是让我最感动的地方，这次表演完，我们打算继续打磨和加工，无论是剧本还是舞台效果的呈现，我们都要再提升，大家共同努力的方向就是让《光华》打造成精品，让学校高压电科研团队艰苦奋斗的精神更好的传承下去。”

张直中（1917.4.1-2011.9.16）雷达与信息处理技术专家。浙江省海宁人。1940年毕业于浙江大学。1945年至1947年在英国进修。原电子工业部第十四研究所研究员、北京理工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兼职教授。曾任电子工业部第十四所总工程师。1953年主持试制了中国第一部中程对空警戒雷达，并批量生产。1957年指导研制中国第一部微波动目标显示雷达。1961年开展单脉冲调制的研究，并于1964年研制成功中国第一部单脉冲试验雷达，为研制导弹、卫星无线电测量设备奠定了基础。领导了色散延时线和脉冲压缩电路的研制，成果被广泛应用于多种雷达。80年代开展多卜勒波束锐化、逆合成孔径雷达等多项技术的研究，取得成果。著有《雷达信号的选择与处理》、《微波成象术》、《机载和星载合成孔径雷达导论》等。     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荣誉表彰 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1998年张直中获中国工程科学技术奖证书 人才培养 此外，他还一直兼任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和硕士生与博士生导师，先后带出了8名硕士生和3名博士生。

科研成就 科研综述 1953年主持试制了中国第一部中程对空警戒雷达，并批量生产。1957年指导研制中国第一部微波动目标显示雷达。1961年开展单脉冲调制的研究，并于1964年研制成功中国第一部单脉冲试验雷达，为研制导弹、卫星无线电测量设备奠定了基础。领导了色散延时线和脉冲压缩电路的研制，成果被广泛应用于多种雷达。80年代开展多卜勒波束锐化、逆合成孔径雷达等多项技术的研究，取得成果。 [1] 微波动目标雷达 1953年，张直中受命主持仿制苏式П—3型雷达。当时技术环境很差，没有图纸资料，只有一部缺天线的样机。他负责雷达系统论证及天线馈线设计，经过他和其他同志的努力，试制成功了第一部国产的中程警戒雷达，从此开始了中国自行设计和生产雷达的历史。 从中国进入自行设计雷达开始，张直中就抱着要跟踪国际上雷达先进水平的信心与决心。他悉心研究国外雷达的新技术、新动向，并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了一系列采用新体制新技术的实施方案。 1957年，当时任国营七二○厂副总工程师的张直中，接受了主持研制低空警戒雷达（方案论证）的任务。他认为应采用一种在中国尚属首次涉猎的动目标显示雷达体制，并提出了应先解决减少地杂波强度的两个课题：一是低打地能量的余割平方天线，二是地杂波对消的技术。根据他指出的方向，展开了技术攻关，取得了成果，终于研制成了中国第一部微波动目标显示雷达。 1958年，十四所受命研制中国第一部大型超远程跟踪雷达。作为技术负责人，张直中科学地分析了国外雷达技术的发展状况和国内电子工业的技术基础。首先，他认为研制超远程跟踪雷达参考美国50年代前期的“磨石山”雷达已经落后，因这种雷达角跟踪采用圆锥扫描方式，由于脉间的幅度起伏限制了角跟踪精度的提高，而国际上正在开发脉冲压缩、单脉冲跟踪等新技术，前者能解决探测距离远同时又有高距离分辨力及测距精度，后者能提高角跟踪精度、推远跟踪离和具有优良的抗干扰性能。因此，他认为先进的超远程跟踪雷达应是单脉冲测角和脉冲压缩体制，接收机应采用抵噪声参量放大器，1961年，十四所在他的主持下开展了单脉冲跟踪体制的研究，并于1964年研制成功了中国第一部四馈源和差单脉冲试验雷达；它证明了在同样的条件下，单脉冲测角精度确实显著优于圆锥扫描。这个高技术成果还为十四所以后研制“导弹、卫星无线电测控系统”中的单脉冲精密测量雷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发表“雷达信号理论与脉冲压缩”论文 1962年，张直中发表了“雷达信号理论与脉冲压缩”论文，对中国雷达行业研究脉冲压缩技术起了推动作用。他主持开展的脉冲压缩课题，也证明了线性调频脉冲压缩在性能上与可实现性上都优于二相编码方案。1964年，在一台407型远程警戒雷达上改装成中国第一台采用体波色散延时线的线性调频脉冲压缩试验雷达，验证了系统的压缩效果，取得了雷达脉冲压缩技术系统设计的实践经验。1964年和1965年，因中国要研制远程和超远程雷达，他提出为适应不同雷达的需要，要探索各种不同的线性调频信号的产生和处理办法。在张直中的主持下，十四所对色散延时线和脉冲压缩电路技术的研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能够提供各种不同雷达需要的色散线和脉冲压缩电路。十四所的一系列脉冲压缩技术成果首先用在110超远程精密跟踪雷达上，接着又用在583频扫三座标试验雷达、7010相控阵预警雷达、112—1超视距实验雷达、147—1机载脉冲多卜勒雷达、146—1和385固态三座标雷达等上面。 相控阵预警雷达 60年代，在讨论贯彻毛主席关于“有矛必有盾”的战略防御思想体系时，张直中提出中国的战略预警系统应该采用国际上新发展起来的先进的相控阵预警雷达。这种雷达的天线波速采用电扫描，无惯性，可在空间迅速跃变，具有同时搜索和多目标跟踪能力，是最有效的导弹预警体制。如果用国外50年代的老方案，即用两台机械扫描的超远程跟踪雷达执行预警任务，由于天线惯性很大，漏警必很严重，而且只能对付少数目标，故不宜采用。而且实现相控阵体制必须用电子计算机，当时国内已开始起步，从而认为中国已具有自行研制新型的相控阵雷达的可能性。他的这项方向性的技术建议被十四所领导采纳，并进行了天线振子单元、数字式移相器、功率分配器、信号处理和数据处理等的理论分析和实验研究以及32个单元的接收相控阵天线的扫描实验，为实战型相控阵雷达的研制打下了基础。 由张直中主持前期方向性研究的110超远程精密跟踪雷达和7010相控阵预警雷达可探测外空目标，对中国发射中程和远程导弹、人造卫星、同步卫星等都具有重要作用。它们的研制成功，缩短了中国的雷达技术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受到国际上的关注。1979年和1983年，以中国自行研制的110超远程跟踪雷达和7010相控阵预警雷达为主的探测设备，准确地跟踪了美国“天空实验”和苏联1402号核动力卫星，为中国准确地预报上述两颗失控卫星坠落的时间和地点提供了数据。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机械脉冲多卜勒雷达是国际上70年代兴起的新型机载火控雷达，它具有从极强的地杂波中提取小的飞行目标的能力。1980年张直中作为总工程师代表十四所接受了研制机载脉冲多卜勒雷达的任务。在他的主持下进行了技术攻关，到1983年，难度较大的课题已取得初步成果，主要是低副瓣平板天线、栅控行波管发射机、数字式信号处理机，为实验型脉冲多卜勒雷达的研制开拓了前进的道路。 成像雷达的研究 1988年，张直中已71岁，但他雄心不减，又开展了的成像雷达的研究，选择了逆合成孔雷达（ISAR）这一难度极大、但性能优良的课题。这是国家高科技“863计划”任务之一。张直中指导两位博士生着重进行两方面的研究工作：一是如何对快速运动的复杂目标进行运动补偿；另一个是经运动补偿后如何获得目标的高分辨力的二维图象。到1990年上半年，在理论分析，计算机模拟和转台成像实验等方面均已取得初步成果。 张直中结合他的研究工作，还先后于1979年、1986年和1990年发表了《雷达信号的选择与处理》、《合成孔径、逆合成孔径和成像雷达》和《微波成像术》三部专著。此外，他还从60年代起，在学术刊物和国内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约20篇。 张直中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他治学严谨，实事求是，勤于探索，热心培养新生力量，在学术上从不满足已取得的成就，特别是密切注视国外高新科学技术发展趋势，及时掌握国际上雷达新技术发展的动向，用自己的努力使中国在雷达技术上跟踪并缩小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他在发展中国的动目标显示雷达、单脉冲精密跟踪雷达、相控阵预警雷达等方面是工程的倡导人；在发展中国的脉冲压缩雷达技术，脉冲多卜勒雷达技术、微波成像雷达技术方面是学术上的带头人。他为发展中国雷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主要论著 著有《雷达信号的选择与处理》、《微波成象术》、《机载和星载合成孔径雷达导论》等。 张直中.雷达信号理论与脉冲压缩.电子学报,1962,1(2):1―6 张直中.高频脉冲相参积累滤波器.电子学报,1963,2(2):1―2 张直中.雷达信号的选择与处理.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1979. Zhang　Zhizhong.Survey　Paper-Rada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P.R.China.in　1980　1nternational　Radar　Conference　Proceedings:136―138,Washington　D.C.USA 张直中.低空防御雷达的现状和发展.电子学报,1984,12(4):77―83 张直中.x射线CT成象和聚束照射合成孔径雷达的共性和个性.见:中国雷达学会第三届年会论文集:1―6,成都,1985年10月. 张直中.雷达,脉冲多卜勒雷达,脉冲压缩雷达.见:中国大百科全书・电子学与计算机卷:517―520,587―589,589―591,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张直中.逆合成孔径雷达成像.见:逆合成孔径雷达论文集:1―20,哈尔滨工业大学电子工程研究所,1986. 张直中.微波成像术.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 张直中.多普勒波束锐化(DBS)理论和实践中若干问题的探讨.现代雷达,1991,13(2):1一12 Zhang　Zhizhong.The　Principle　and　Technique　of　Doppler　Bean　Sharpening.in　CIE　1991　lnternational　Radar　Conference　Symposium:98-102,Beijing,China. 张直中.用微波雷达对多目标成像初探.现代雷达,1991,13(6):1―7. Zhang　Zhizhong,Dai　Jianhua.Doppler　Beam　Sharpening　for　Arc　Turning　Flying.Chinese　Journal　of　Systems　Engineering　and　Elec-tronics,1992,3(2):27―37. 张直中.论宽带相控阵雷达的战术优越性.电子学报,1993,21(3):8691. [2]

1917年，出生在浙江省海宁县的一个书香之家。 1924年，进入上海尚公小学读书。 1930年起，在上海私立东吴大学附中和私立光华大学附中读初、高中。 1936年，考入浙江大学电机系。 1937年，爆发了抗日战争，随着学校的内迁，他在辗转跋涉的途中和此后学习的期间里，饱尝了日本侵略者的野蛮践踏与狂轰滥炸之苦。 1940年，张直中来到属重庆国民政府联勤总部管辖的重庆电信修造厂。 1945年2月，张直中作为中国的访问学者到了英国伦敦，在莱赛斯特（Leicester）大学和通信兵学院学习雷达和超高频技术。 1946年3月，他再次到了英国E．M．I．（Electrical Musical lndustry，电子和电声公司）无线电制造厂学习收音机和黑白电视机的制造技术。 1948年秋至1949年底，他兼任重庆大学副教授，为电信专业四年级学生讲授“无线电原理”和“无线电测量”两门课程。 1949年11月，重庆解放前夕，南京国民政府通信署副署长邀他一起飞台湾，他没有同意。 1951年1月，他被调到南京第一电信技术研究所。 1956年初，张直中参加了由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并由总理办公室直接领导研究和撰写新中国第一个科技发展长远（十二年）规划的拟订工作，并参与了拟制其中的中国雷达技术发展长远规划。 1963年，他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他入党愿望没能很快实现，但他信仰始终不渝。 1979年12月，年逾花甲的张直中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决心把自己的知识和精力完全地奉献给党的事业。 1980年4月，张直中率领中国雷达代表团应邀出席了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国际雷达会议。 1983年，中国电子学会常务理事会鉴于张直中在发展雷达技术上成绩卓著，依票选结果授予学会会士称号。 1988年，中国电子学会常务理事会又授予张直中荣誉会员称号。 1993年，中国雷达学会设立最高奖——申仲义奖，张直中成为首位获奖人。 1986年11月，中国电子学会雷达学会在南京召开了第一次在中国举行的国际雷达会议。张直中作为筹委会的负责人之一担任了繁重的技术准备工作，并详细审阅了几十份准备在会议上宣读的论文以及这些论文的英文稿。 1994年，中国工程院成立，张直中被选为首批院士之一。 [1] 2011年9月16日，张直中逝世。

张直中，男，1917年4月生，浙江省海宁市盐官镇人，中国工程院首届院士 [1] ，电子工业部第十四研究所研究员，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直中主要从事开展单脉冲调制的研究。

演出结束后，毛主席又主动拉着李四光一起登台，同演员合影留念。 经此一事，李四光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下来，顿时感觉自己获得了更加年轻的生命力。 同年12月3日，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建设的大庆油田，是根据我国地质专家独创的石油地质理论进行勘探而发现的。” 会议召开期间，一天，李四光在众多人大代表中被一名服务员叫住：“请您到北京厅去一下！” 于是，李四光一头雾水地走进北京厅，进去后发现毛主席也在里面，便觉得是服务员转告错了，马上道歉说：“主席，对不起，我走错了门！” 图 | 毛主席与李四光画像 就在这时，毛主席健步朝李四光走来，一边告诉他没有走错门，一边很是幽默地说：“李四光，你的太极拳打得不错啊！” 毛主席这话说得突然，李四光一时没能明白其中的意思，便回答说：“身体不好，刚学会一点。” 听罢，毛主席哈哈大笑起来，然后笑着解释说：“我是说你地质力学的太极拳啊！” 这时，李四光才恍然大悟，这是毛主席对他和广大石油工作者的高度评价，赞扬他们用新华夏构造体系找到了石油！ 的确，毛主席的赞扬激励着李四光努力为祖国找到更多石油而不断贡献着力量。 毛主席：我很想看看你写的东西 1966年11月，李四光在一份手稿中曾经自豪地写道：“现在，可以这样说了，依靠天然石油发展我国的石油工业，是靠得住的，是大有可为的。” 1969年5月19日，毛主席在接见全国各地的群众代表时，走到李四光身边后马上拉住他的手，俯身凑到耳边关切地询问他身体好不好，工作怎么样。 图 | 毛主席和李四光亲切握手 在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中，毛主席向代表们挥手致意，就这样，毛主席拉着李四光的手一前一后地从代表们面前走过，进入休息室。 进入休息室后，毛主席请李四光在自己身边坐下，问道：“军代表在工作中听不听取你的意见？” 李四光思索了一下，然后说：“有时候征求我的意见。” 而这样的回答，也引起了毛主席的深思，其中有一份是他对于中国地质学的思考。 那天，毛主席和李四光谈话的内容十分广泛，谈到古今中外科学家关于太阳系起源的种种说法时，毛主席说：“我看康德·拉普拉斯讲得还有点道理，我不大相信斯密特的说法。” 两个人谈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临别时毛主席对李四光说：“我很想看看你写的东西。” 李四光牢牢记着毛主席的这句话，回到家之后，这位已经患病，年近八十的科学家，由他口述，秘书记录，日以继夜地赶写出《天文 地质 古生物资料摘要》，一共七卷文集。 图 | 李四光 后来，李四光把这些送给了毛主席、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 1969年，也就是在李四光逝世的前两年，他仍然在研究我国发展石油的十年远景问题，并留下了以下宝贵的遗言： （一）华北平原和江汉平原还值得进一步工作。在松辽-华北（包括渤海）-江汉-北部湾这个带上，我们还可以继续有所发现。 （二）要突破古生代油区。四川盆地很有希望，贵州南部值得探索，塔里木盆地见油是个很大的鼓舞。 （三）要迅速开展海洋地质工作。海上石油的远景在东海。 （四）陕甘宁盆地是有油的。 （五）青藏高原-柴达木盆地值得开发，西藏的石油很有希望。 （六）茂名-雷州半岛-北部湾地区，是值得做工作的。 （七）苏北地区很值得注意。这里，很可能是黄海在晚近地质时代伸进来的地区。 图 | 李四光纪念邮票 事实证明，根据李四光的科学论断和预测，经过20多年来地质学家们的工作，已经在内陆或海洋有所突破，我国的石油开发已展现出广阔的远景。 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在北京病逝，享年82岁。 如果你去过辛亥革命纪念馆，如果你看过其中李四光的简历，一定会发出这样的感慨：这还是我从小学课本上认识的地质学家李四光吗？其中这样写道： 鄂军都督府领导人之一李四光。李四光（1889-1971），原名李仲揆，字仲拱。湖北黄冈人。1904年以官费留学日本，次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0年回国。武昌起义后，被委任为鄂军都督府理财部参议，后出任实业部部长。袁世凯上台后再赴英国留学。后从事地质教学与研究。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能想到，我们所熟知的地质学家李四光，竟是这样文武双全的全才！

在重庆大学第一食堂背后，有一幢两层楼的建筑掩映在郁郁葱葱的树木中——这里是输配电装备及系统安全与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进行大型电力装备实验的地方。 走进一楼大厅，正对面是一个黄色、圆桶形的大罐子，左右两边分别是红色的电力变压发生器和黑色的大容量交流污秽试验电源。 “这是进行输配电研究最基础的三样‘武器’，是实验室的‘三大宝’。”实验室副主任李辉介绍，大罐子是小型多功能人工气候模拟实验室，是国内最早的低温模拟实验室——可模拟酸雨酸雾低温和高海拔低气压的环境，为实验室在国内外研究高海拔、覆冰雪、污秽等复杂环境下电气设备外绝缘安全的引领地位奠定了基础。 位于大罐子左边的是±600KV直流高压发生器，是为高压电气设备进行直流耐压试验的重要装置。它像一个正方体的“变形金刚”，穿着中国红的“外衣”，底部周围有16根柱子。该装置的测试数据支撑了我国首个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云广±800KV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建设。 大型电力变压器外表是黑色的，通过产学研合作定制，可研究在各种复杂环境下交流闪烙（断电）机制，以及如何应对各种复杂环境环节防护技术和措施。150KV/900KVA，额定电流6A，曾是国内单台额定电流最大的污秽试验变压器。 “在西电东送过程中，如何在复杂恶劣气候条件下保障高压输电安全，这对实施国家战略有着重要的意义，也是实验室成立的初衷。”李辉说。 1985年，重庆大学顾乐观教授成功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绝缘子覆冰闪烙特性”项目；1986年，孙才新教授（2003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受命组建实验室，研究不同气候条件对输电线路的影响。 学校最初投入了15万元，但还不够买一套交流试验设备。孙才新找到有关部门、厂家，用优先输送学生的条件提出使用对方即将退役的设备元件。 孙才新带着青年教师，用板车从电力公司拉回一车车快废弃的高压设备、调压器等。大家坐箩筐吊到20多米高的大厅横梁上，悬挂电葫芦，调试设备……就这样，建起了国内第一个小型多功能人工气候模拟实验室和高压试验楼。

前言 1949年5月，郭沫若给身在海外的李四光写去一封来信，请他早日归国，心系祖国的李四光收到信后十分激动，他迫不及待要为自己的国家贡献力量…… 图 | 郭沫若 心怀祖国的李四光 就在这时，李四光从朋友那里知道国民党政府也在找自己，还要求他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新中国提供的职位，否则就将他扣留并送往台湾。 然而，李四光没有向威胁和利诱弯腰，在黑夜中只身乘轮船离开英国，想方设法摆脱各方面的跟踪与纠缠，在冲破重重艰难险阻之后终于又回到了祖国。 就在李四光走后的第二天，国民党驻英大使馆就带着5000美元来找他，遭到李四光夫人许淑彬拒绝。 1950年5月6日，在地质研究所人员的陪同下，李四光乘火车平安到达新中国的首都北京。 其实，新中国成立不久，人民政府曾考虑过要召开第一次全国地质会议，但周总理指示，要等李四光回国以后再开，可这一等就是5个月，其间甚至有人造谣说“李四光去台湾了”，这话传到周总理耳朵里，他马上说：“我相信他不会去台湾，现在还没有回来，一定是遇到什么困难耽误了，我们一定等他回来再开会！” 图 | 周总理 从周总理的这番话中，便可看出李四光在中国地质学未来发展中的重要性。 当李四光历尽艰辛从海外归来，不仅受到沿途人们热情的欢迎，周总理还亲自到他住的北京饭店进行看望，周总理嘘寒问暖，关怀备至，交谈了3个小时，使李四光夫妇感动不已，更加坚定了他报效祖国的决心。 从伯明翰大学毕业后，李四光就果断拒绝一家矿山的高薪聘请，接受蔡元培先生的邀请回国，在北京大学地质系担任教授，而在教学的同时，他也没有放松研究工作。 1926年，在中国地质学会上，李四光第一次对石油地质史的铁律发出质疑：找油的关键不在于是海相地层还是陆相地层，而在于有没有生油和储油的条件。 李四光坚信，中国有大面积的沉降带，有良好的土壤条件，一定能找到石油。不过，美国的一些地质学者对此却摆出一副轻蔑的态度，因为从西方地质界对东亚构造的认识来看，这块大陆是发育不良的。 不过，李四光对自己的看法却很坚定，他说：“从一开始，在地壳运动和地质力学研究方面，我就不愿意跟着外国人走。” 图 | 李四光 1928年，南京政府成立了地质研究所，李四光担任所长。搞地质研究经常风餐露宿，条件十分艰苦。研究所刚刚成立，还存在经费少，设备缺的情况，甚至连固定的所址都没有。 面对如此艰苦的条件，李四光和他的同事们仍旧咬牙坚持了下来。 1936年，李四光再一次来到黄山考察，并写出论文“安徽黄山之第四季冰川现象”。后来，德国地质学教授费斯曼来看了黄山，忍不住地赞叹道：“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要知道，此前的地质学界一向将“中国不存在第四纪冰川”视为定论，而这是李四光第一次得到外国科学家的公开承认，但这远远不够。 八年抗战期间，李四光和他的研究所四处奔波辗转，最终因为生活的艰辛和工作的劳累，李四光患上了心绞痛和肺结核。 1944年8月，李四光到重庆避难，蒋介石当时也在重庆，听说李四光来了，便马上向他发出邀请，请他加入国民党，并担任中央大学的校长。 图 | 蒋介石 李四光拒绝了蒋介石向自己投来的“橄榄枝”，拒绝的理由很简单：“我是搞科学研究的，不会当校长！”不过，在拒绝蒋介石之后，李四光就主动到重庆大学讲课，并在那里开设了中国第一个石油专业。 1948年，李四光应邀去英国伦敦，并在第18届国际地质大会上，作了《新华夏海之起源》的学术报告。 李四光所说的新华夏海是指东亚边缘的渤海、黄海和日本海，结合他早前的研究，这对勾画我国石油资源的远景轮廓意义重大，据此，李四光提出陆相也可以形成石油的新理论。 毛主席问李四光：我们的地底下究竟能不能找到石油？ 解放前，李四光并没有见过毛主席，但毛主席却很早就听说过李四光和他的地质力学。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李四光科学生涯的崭新篇章也被揭开，他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地质部部长和科联主席，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祖国的地质事业当中。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次会议上，李四光在会上分析了西欧的情况和存在的矛盾，毛主席很重视他的这个发言，直言：“李四光同志在政协会上的发言讲得很好，他是反帝的爱国的”。 图 | 毛主席 1952年，毛主席在百忙之中，特意在会议期间抽空接见了李四光。 见面后，毛主席和蔼可亲地问：“你那个‘山字型构造’是怎么回事，是不是给我讲讲？” 毛主席博学多闻，还如此关心地质科学的发展，竟然连地质力学中“山字型结构”这样专门的概念都注意到了，李四光心里不禁升起一股感动。 随后，李四光为毛主席作了详细的解释：在力的作用下，大地形成的“山字型构造”究竟是怎么回事。 1953年，新中国正是百废待兴之时，又恰好赶上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毛主席和周总理等党中央领导同志专门在中南海，就中国石油发展问题，征询了李四光的看法。 而在这之前，国外的一些所谓专家和权威偏执地认定中国是一个贫油国家，肯定找不到石油。 毛主席十分关心我国的石油问题，这天，他特地邀请正担任地质部长的李四光，请他到中南海一趟，除了毛主席外，周总理和朱德总司令那天也在场。 当周总理见李四光迎面走来时，马上站起身来，握住他的手说：“请！请！李老！” 图 | 周总理和李四光 紧接着，毛主席也向前走了两步，他握住李四光的手说道：“李老，又是好多日子没有见啦，你的精神不错嘛！” 大家坐下后，周总理首先讲了我国石油生产的严峻形势。 随后，毛主席也直入主题，开门见山地对李四光说： “在我们的地底下究竟能不能找到石油？要进行建设，石油是不可缺少的，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没有石油都转不动。现在要认真研究一下，天然石油的远景究竟如何？我们是唯物主义者，一切要从实际出发嘛，如果确实在我们的土地上缺乏天然石油资源，我们就大力发展人造石油，或是先从自己的油母页岩中加以提取，可别耽误了！” 毛主席的话语中透露着急切，李四光根据自己对地质力学多年来的研究，信心十足地保证说：“主席，总理，我国的地质条件很好，天然石油的蕴藏量应当是丰富的，问题在于我们的勘查工作要跟上去，我主张开展石油普查工作。” 听到这里，一旁的周总理哈哈大笑起来，他笑容满面地说：“看来我们的地质部长很乐观啊！” 毛主席对李四光的回答也很满意，当即就做了有关开展石油普查勘探的战略决策。 图 | 李四光在办公室工作 5月3日，周恩来在一次国务院会议上讲到： “石油在我们工业中是最薄弱的一环，首先是勘探的情况都不明。地质部长很乐观，突然对我们说，地下贮藏很大，很有希望，我们很拥护他的意见，现在需要去工作，所以要有一个单独的石油工业部，开始部门虽不很大，但有专门的人搞就行。” 后来，根据李四光的地质学理论，我国地质科学工作者和石油科学工作者一起，开展了广泛的普查勘探工作。 在1955年后的几年时间里，我们先后勘探到几百个可能的储油构造。 1958年6月，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传来：规模大、产量高的大庆油田被探明！ 图 | 大庆会战第一口油井 对此，地质部马上做出行动，他们将部队转移到渤海湾和黄河下游的冲积平原，在这之后，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和其他油田相继建成，随后，地质部又转移到其他平原、盆地和浅海海域继续作战。 在李四光的具体领导下，我国地质工作取得巨大成绩，就此打破“中国贫油”的定论！ 1959年9月26日，在石油部门和以王进喜为代表的大庆工人努力下，大庆油田出油了，“中国贫油”的帽子被摘掉，陆相生油理论也获得胜利。 图 | 大庆油田建成，石油工人在对一口油井进行试喷 大庆油田出油，全国大庆！ 此后，毛主席对石油部负责人赞誉有加，与此同时，却似乎忽视了地质科学家们为此做出的贡献…… 找到石油后，毛主席说：你们两家功劳都很大 何长工是当时的地质部党组书记，考虑到这是关乎全地质部几十万人的名誉问题，为此，他和地质部高层给中央写了一份报告，说明地质部科学家对大庆油田发展的贡献。 显然，这份报告在后来是起了作用的。 图 | 何长工 从那之后，不管是毛主席还是其他中央领导，在以后的各种公开场合谈话时，不再只是单一地表扬石油部和石油工人了，而是多了一个李四光。 1964年元旦下午，李四光突然接到毛主席办公室打来的电话，电话里说：“主席请李老晚上7时30分到怀仁堂一起看现代豫剧《朝阳沟》”。 接到电话后，李四光心里十分激动，匆匆收拾好就去中南海了，在晚上演出开始之前就先到了怀仁堂休息厅。过了一会儿，毛主席也来了，并亲切地同李四光握手。 毛主席和李四光两人坐在一起，一边看戏一边谈话，尤其是讲到我国发现石油的事情时，毛主席兴致也格外的高，他高兴地说：“你们两家（地质部和石油部）都有很大的功劳啊！”

10月26日，是中国地质之父，李四光院士诞辰132周年的日子。 李四光是著名地质学家，1889年10月26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市。新中国成立后，他冲破台湾当局的重重阻挠，在国外辗转数月回到祖国。1950年后，李四光先后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地质部部长等职务。上世纪50年代中期，还任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因病逝世，享年82岁。2009年，李四光当选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今天，在李四光诞辰之际，让我们一起重温这位科学巨匠的传奇一生与家国情怀。 李四光 拒绝蒋介石 作为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的创始会员之一，李四光也是现代中国进步爱国知识分子的典范。武昌起义后，他被委任为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后又当选为实业部部长。1920年李四光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系主任。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 早些年在北京大学时，为了弄清楚中国煤矿资源的分布情况，除教学外，李四光数年如一日地持续研究一种蜓科化石。地质学的重大突破，也是从这里开始的。北伐战争开始后，北京大学的教学一度中断。1928年1月，南京政府成立地质研究所，李四光担任所长，同时兼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 然而，由于战乱，地质研究所不仅物资不到位，还不得不多次搬迁。李四光等人常常扛着“地质研究所”的牌子在大马路上跑来跑去，直到1932年位于南京鸡鸣寺路的办公楼建成，地质研究所才最终安定下来。1944年8月，桂林沦陷，李四光逃往重庆避难。蒋介石正在重庆，一直很欣赏李四光，遂邀请他加入国民党，并担任中央大学的校长。但李四光一口回绝：自己是搞科学研究的，不会当校长。 拒绝了蒋介石，李四光却主动到最得意的学生朱森执教的重庆大学讲课，并开设了中国第一个石油专业。 1948年，李四光作为中国地质学会代表，应邀参加在伦敦举行的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学会。此后，他开始旅居国外。 随着国内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政府的中央研究院南京办事处令其下属地质研究所迅速南迁。当时还担任着该研究所所长的李四光得到消息后，立即从国外打电报、写信给所里同事，力阻这一行动。由于李四光的力阻和地质研究所南京同仁的努力，反搬迁斗争取得了胜利。周恩来为此称赞李四光是个有骨气、有志气的人。 1962年，李四光在北京讲授地质力学 不惧胁迫，辗转回到新中国 1949年4月初，周恩来让赴布拉格出席世界和平大会的郭沫若给李四光写一封信，请李四光尽可能早日回国，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对周恩来，李四光并不陌生，他们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已相识。第一次见面，对周恩来就有了一种信任感。他曾对夫人许淑彬说：“我从周恩来先生身上产生了一个最大的感觉：有了共产党，中国就有了希望！”因此，李四光接到这封信后，便开始着手回国。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周恩来提名李四光为政法办委员，并提名李四光做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0月，李四光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正当李四光以喜悦的心情等待着启程日期时，接到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告诉他，国民党外交部密令其驻英大使，要李四光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新中国提供的职位。否则，就将李四光扣留，送往台湾。迫于这种情势，李四光只好携夫人秘密离英，辗转回国。行前，他给国民党驻英大使郑天锡写了一封信，表示决不会按他们的要求去做，并劝其看清时局，不要再帮国民党政府做坏事。 李四光离开伦敦的消息传到国内后，周恩来极其关切李四光的旅途安全。11月15日，他致电当时任新华通讯社驻布拉格分社社长的吴文焘等，要求安排保护李四光回国。电文中称：“李四光先生受反动政府压迫，已秘密离英赴东欧，准备回国，请你们设法与之接触。并先向捷克当局交涉，给李四光以入境便利，予以保护。” 由于李四光绕道几个国家，搭乘的又是到香港的货轮，有一段时间得不到李四光的消息。有人便传言李四光不回来了，去台湾了。周恩来却说：我相信他不会去台湾，现在没有回来，一定是给什么困难耽误了，指示解放后的第一次全国地质会议一定要等李四光回来再开。 1950年6月，李四光终于回到中国大陆。周恩来登门拜访，第一句话是“你终于回来了！欢迎，欢迎啊！祖国需要你。” 打破“中国贫油论”的论断 长期以来，中外地质学家一致认为“中国贫油”，这是因为在当时世界上已经发现的大油田的地层都是海相地层，因此认为只有海相地层才有生油的条件。而中国的地层大多是陆相地层，所以断定中国是个贫油的国家。李四光不同意这个观点，经过长期的研究和考察，认为不论是海相地层还是陆相地层，只要具备了生油的条件和储油的地质构造，就能找到大油田。 李四光从自己多年来的实地调查中做出一个大胆推测：东北松辽平原和华北平原的地质结构跟亚细亚平原的相似，都是沉降带地质结构。亚细亚平原蕴藏着大量的石油，松辽平原和华北平原也应该蕴藏着大量的石油。 李四光 1953年，我国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但“工业血液”——石油却十分短缺。1954年，李四光在《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勘探远景》报告里指出，柴达木盆地、四川盆地、华北平原、东北平原等地是最有可能含油的地区。1955年1月，已66岁的李四光带领考察队来到寒冬中的东北松辽平原进行地质勘探。但是东北地广人稀，自然条件复杂，3年过去，漫长的勘探还是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通宵达旦的研究与不舍昼夜的勘察，让李四光患上了肾病，中央决定暂时让他到杭州疗养。 就在李四光动身的前一晚，中央忽然接到石油勘探前线报告，一些勘探队的同志准备把普查队伍拉到外省，与此同时，另一些队员依然坚信李四光的推断，坚守东北平原。 李四光当即推掉了去杭州的计划，回到他的勘探队。这支队伍的长期驻扎，带动了越来越多地方干部、青年的加入，广阔的东北大地上形成了我国第一支石油探测尖兵。 1958年6月，规模大、产量高的大庆油田被探明。对此，地质部马上做出行动，他们将部队转移到渤海湾和黄河下游的冲积平原，在这之后，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和其他油田相继建成，随后，地质部又转移到其他平原、盆地和浅海海域继续作战。 在李四光的具体领导下，我国地质工作取得巨大成绩，就此打破“中国贫油”的定论！1959年9月26日，在石油部门和以王进喜为代表的大庆工人努力下，大庆油田出油创造历史，“中国贫油”的帽子被摘掉。 加入共产党，称自己“像刚出生的婴儿” 很长时间以来，李四光因自认为条件不够，没有向党组织提出申请。直到1957年才正式提出入党。 此前，周恩来曾向李四光提起为何这么多年未曾向组织提出过入党申请时，李四光说：在旧社会，我缺乏觉悟，没有投身于革命队伍中，已深感惭愧；革命成功后虽然对国家建设出了一些力，但离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仍相差甚远；况且自己年龄大了，身体又不好，入了党不一定能起到一个共产党员的先锋作用。 但周恩来认为，现在搞社会主义建设，很需要知识分子为党工作。李四光可以考虑考虑，和地质部党组、科学院党组的负责同志谈谈自己的想法。这次谈话，使李四光打消了顾虑。不久，他即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 1958年下半年，地质部党组书记何长工、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一致认为，李四光积极要求进步，已经具备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基本条件，愿意作其入党介绍人。10月18日，李四光开始填写入党志愿书。12月22日，中共地质部办公厅第一支部召开支部大会，讨论李四光的入党问题。29日，李四光被批准为中共预备党员。 当时，已临古稀之年的李四光对于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称自己“像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生命的新起点才开始”。之后，他以更加旺盛的精力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潮之中。 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与世长辞，人们在他床头发现了一张纸条：“在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我们中国人民有志气、有力量克服一切科学技术上的困难，去打开这个无比庞大的热库，让它为人民所利用。” 周恩来曾给予他高度评价，称他为“科学界的一面旗帜”。“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亦评价李四光称：“李四光在旧社会走过的道路，尽管有些曲折和坎坷，但他毕生努力的方向和最终达到的高度，以及对祖国和人民做出的贡献，在当代中国科技界、知识界，的确是一面旗帜，无愧于党和人民给予的这个高度评价。”

04 科技自立自强：创新 1. 地质力学——创新的典范 1）创立地质力学理论，引领中国地质事业自立自强 地质力学是李四光创立的有重大科学影响的边缘学科，为研究地壳构造和地壳运动开辟了新途径。 1921年，李四光从探索大陆海水进退规程开始了地质力学的研究历程。1926年他发表了《地球表面形象变迁的主因》一文，指出地球自转速率变化是地表形象变化的主要原因。1929年，他发表了《东亚一些典型构造型式及其对大陆运动问题的意义》一文，明确了构造体系的概念，为地质力学打下了初步基础。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初期，李四光用构造体系概念论证中国区域地质，修改、补充、丰富了构造体系概念，出版了《中国地质学》专著(1939，英文版)，从此地质力学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1944年，李四光在贵阳举行的中国地质学会第二十次年会上发表《南岭东段地质力学之研究》一文，第一次提出“地质力学”这个名词。1945年《地质力学的基础与方法》专著问世。 《地质力学之基础与方法》是地质力学的第一块里程碑。该书原是李四光1945年应当时中央大学和重庆大学联合邀请做学术报告的讲稿，经过整理后，由重庆大学地质系首先油印发行。1947年1月由中华书局作为中国科学社丛书之一出版发行。该书是李四光第一次总结20世纪20年代初到40年代中期为止的研究成果，为地质力学的创立奠定了基石，更为地质力学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 2）丰富和发展地质力学的理论、方法，为新中国建设服务 这一时期李四光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地质力学方面的著作，大大丰富和发展了地质力学的内容。另外国外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开展了地质力学研究，而且来所的年轻大学毕业生学习、工作也急需教材。此时，李四光认为有必要对地质力学研究成果进行一次系统地总结。为此，1959年1月，李四光借在青岛疗养的时机开始《地质力学概论》的写作，经过一个多月时间写出初稿，打印后，广泛听取意见，而后经过两年多的讨论、修改、补充，终于在1962年初，《地质力学概论》这部经典科学巨著问世。 3）旋扭构造等理论引起国际广泛重视 旋扭构造概念是李四光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的，与此同时，日本气象学家藤原根据关东大地震也提出类似的概念，苏联学者也发现东欧地台有旋转迹象。20世纪50年代，李四光为了寻找石油，摸清构造地质的底而写作《旋卷构造及其他有关中国西北部大地构造体系复合问题》。1958年由钱祥麟、赵鹏大译成俄文，引起苏联和东欧众多学者的兴趣和重视。20世纪60年代李四光又将此旋卷构造理论推演到全球，解释巨型造山带、环状岛弧及南北极圈构造特征。 2. 䗴类化石古生物研究 李四光是我国䗴类化石研究的奠基人。他创造性提出䗴科分类十大原则，至今仍为国内外学者所使用。“䗴”就是李四光创造的一个字，意为“筳状之虫”。根据䗴科研究，他确定了中国北方太原系的时代和划分，继而对长江中下游地区古生代及其以后地层的划分、对比和构造研究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3. 开创中国第四纪冰川和冰期研究 在第四纪时期，全世界曾有过广泛的冰川流行，但外国一些地质学家或地理学家对中国第四纪气候变迁提出种种无冰期发生的论断。 1922年，李四光首先在太行山东麓及大同盆地发现了第四纪冰川遗迹，20世纪30年代初期，又在长江中下游庐山等地，相继找到了冰川流行的证据，并对中国第四纪冰期进行了划分。尽管证据确凿，但那些外国专家为了维持其既有的看法，仍然不遗余力地反对中国有第四纪冰川的遗迹，并断然否定中国第四纪有过冰川活动。当时，我国一部分地质、地理学家，也就默认了中国第四纪没有冰川存在的看法。 解放后，这项过去不大受注意的冰川遗迹的研究工作，在李四光的组织下，才逐渐有了起色，我国地质、地理工作者在全国范围内，发现了广泛的第四纪冰川遗迹，肯定了我国第四纪有冰川广泛流行，建立了中国的第四纪冰期。 4. 对其他矿产与海洋地质研究的贡献 1）指导铬矿、煤炭、金刚石等矿产找矿勘查 自1961年开始，在李四光亲自指导下，我国许多省、区开展了铬铁矿找矿工作。1962年李四光指示地质力学研究所科技人员开展“新疆达拉布特超基性岩带构造形变与相变分布规律研究”。终于在1969年，经勘探证实为一大型铬铁矿床。在随后的几年，还对西藏罗布莎铬铁矿纵向构造控矿、辽宁某铬铁矿固态侵位及成矿机理进行了研究。关于煤田勘探方面，特别对于在南方找煤和地质力学在煤田研究方面的应用，李四光很关心并提出工作意见。在金刚石找矿方面，李四光强调了构造控制矿产分布的作用，指导科研人员在实际中要“马上追求”，加强研究。 2）筹划和推进我国海洋科学事业的全局发展 李四光以很大兴趣关心中国海洋科学事业的发展，亲自考察了青岛海洋研究所，并乘坐海洋调查船“金星号”到山东海域考察，指导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与地质力学研究所合作，调查黄海沿岸青岛、海阳、乳山一带地质构造特征以及大陆边缘与海底地质构造关系。 5. 最早在国内开展古地磁应用研究 李四光教授在20世纪40-50年代就敏锐地预见，新兴的古地磁方法在研究地壳运动问题时的独特作用。1952年李四光在《受了歪曲的亚洲大陆》一文中指出：“作为测试大陆规模的岩石蠕变的一种方法，在某些选定地区系统测量古地磁，如萨尼教授所提倡的，可能证明是最有帮助的”。 1959年地质力学研究室筹备建立古地磁实验室，以帮助解决大地构造方面的问题。1965年10月李四光在“地质力学的发展过程和当前的任务”的讲演中，又一次指出“古地磁工作在国外绝大部分是利用某一地层时代的岩层或岩体的磁性的南北向与现今当地地理上南北向的差异，来推断大陆作为一个整块转移的方向；也有时利用岩层中古地磁方向的转变，来验证有关岩层的对比，这些方法是可以使用的。” 1963年在李四光教授亲自指导下地质力学研究所十三陵古地磁实验室建立。1966年完成基本建设。十三陵古地磁实验站曾经是国内第一流水平的科研实验站，对我国古地磁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6. 最早在国内开展现今地应力研究 地应力存不存在？1962年，广东新丰江水库建成后，连续发生诱发性地震。李四光十分关心，着手组织力量研究测试地应力活动规律，一次又一次在不同地点证实地应力的存在。 李四光说过：“地应力工作的开展对两方面工作都有推动，一是从事地震预报，一是作为找矿的一个指导。”地壳内部和表面发生的各种构造现象及其伴生的物理化学现象，都与地应力的作用密切相关。研究地应力状态，对于资源合理开发利用、预测地质灾害都有重要意义。 在李四光指导下，从1962年开始，地质力学研究所科技人员创制了电阻丝断层微量位移测量装置和电感应力测量仪，对强震地区进行了地震地质工作，探索出了一套地震地质工作方法，即在调查活动构造体系和活动构造带的基础上，以地应力观测为中心，配合其它的综合观测手段。并预报了1967年3月河间地震和判断北京地区的地震活动趋势，为保卫首都、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作出了贡献。 7. 提出“安全岛”思想，倡导区域地壳稳定性评价工作 李四光的“安全岛”思想是在我国开展地震地质和工程地质等调查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作为我国的大后方——西南地区要建设许多项目，但强烈的地震太多，许多“厂矿、铁路、水电站及至于民房建筑等”放在什么地方，“都涉及到安全问题”，因此，提出了“选择建设基地的工作，是开路的工作”，这就是李四光首次提出了“安全”问题。后来，通过了整整一年的地震、活动断裂、新构造、地应力和地壳运动的调查和分析，于1965年12月正式提出了“在烈震地区，找到比较稳定的地带或‘安全岛’”问题。之后，又经过邢台强烈地震和广东河源地震，在地震预报工作总结基础上，李四光又再次提出了“在一些活动地带中，也是有相对安全的地区（又叫‘安全岛’）”。进一步说明了在目前重点建设地区，关键在于在活动构造带中去找出相对稳定地块，并提供给工程建设场地使用。 寻找“安全岛”，目的是为工程建设服务，而研究“安全岛”又必须研究地质力学领域中的活动性构造体系，因此，它又是工程地质与力学相结合的典范，为工程地质力学奠定了理论基础，这就是李四光在学术领域中的又一大贡献。 近六十年来的工程实践证明，“安全岛”思想已成为我国重大工程选址而进行地震地质和区域地壳稳定性评价工作的指导思想。随着今后更多更大工程建设地区的转移和发展，将会越来越显得重要。 8. 开启地球系统科学研究 李四光认为，地球是宇宙间的一个天体，它在宇宙发展过程中诞生，在宇宙发展过程中演化和发展。宇宙间的每一种物质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彼此联系、相互依存的。在《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摘要（初稿）》一书中，李四光强调以整体、联系和变化的思想，将天体运动、地壳运动和生物活动结合起来，把宇宙作为一个相互关联的体系进行了多学科的综合研究。 9. 培养更多人才，报效国家和人民 新中国成立前，李四光长期担任北大地质系教授、系主任，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学生。新中国成立后，他从战略高度谋划人才队伍建设，建成了完整地质教育体系和地学普及体系，为新中国经济建设培养了大批地质专业人才。他主持了北京地质学院、长春地质学院建设和成都地质学院扩建。为发展地质力学理论和应用，他亲自授课举办了多期地质力学培训班，大大提升了地质力学在地质调查、勘查及科学研究中的应用。 笔底大地——《李四光科学论著集》 此次出版的《李四光科学论著集》，全面、翔实反映了李四光长达半个世纪的科学研究进程及其丰硕成果，是李四光终生发展地质科学的忠实记录与科学总结，再现了李四光作为一位卓越的科学家、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杰出的教育家和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的真实心路。在这部作品集中，完整记录了李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学习百年党史，汲取奋进力量，激发地质工作者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热情和实干苦干的精神，在第十七次李四光地质科学奖颁奖会暨《李四光科学论著集》出版发行座谈会召开之际，征得主办单位和原作者同意，我们选取“山巍巍 水洄洄——李四光入党心路历程史料展”的部分资料，概述李四光的光辉一生，再现党和国家对地质事业发展的谋篇布局、对科技人才的尊重关怀，展示李四光的报国之路和入党初心。 李四光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科学遗产，更给我们留下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李四光精神就是“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伟大建党精神的生动实践，新时代又赋予了其更深厚的现实质地和情感温度。我们要深入开展弘扬李四光精神的教育活动，学习他矢志不渝的爱国情怀、求真务实的科学品格、强烈执着的创新意识、诲人不倦的师表风范和鞠躬尽瘁的奉献精神，使之转化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凝心聚力为“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务实笃行推进新时代地质事业高质量发展。 01 为国为民：一面旗帜 李四光的入党历程 1957年3月，周恩来总理前往杭州，探望因病疗养的李四光，鼓励他入党。1958年12月，中共中央国家机关委员会正式批准接收李四光为中共预备党员。根据支部大会上的发言，李四光写了《我经历中的两条道路的斗争》一文，载于《中国青年报》1959年2月28日。 载于1959年2月28日《中国青年报》的“我经历中的两条道路的斗争”一文。 内容：“我入党了，这是我一生中最愉快不过的事情！我活了70岁到现在，才找到了归宿……我个人也和千千万万的普通劳动人民一样，在这个伟大的革命运动过程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彻底地认识了我们中国人民的进步是和党的领导不可分离的，在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永远是这样。” 1951年6月30日下午六时，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庆祝大会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隆重举行。作为科学界代表、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主席，李四光参加了庆祝活动，其演讲词作为献词在报上发表。 1958年李四光入党后特意在北京西山象鼻子沟寓所留影，纪念这个光荣的日子。 内容：“……到毛主席全面地领导革命以后，才把马列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逐步深入地了解如何从实际工作中、生活上来体会辩证唯物主义，从而学习善于用辩证唯物主义来做工作和生活的指导。由于这样发动了的工农革命群众，它的质便大大的不同了，它的量也就迅速地形成了浩浩荡荡的队伍……” 02 烽火岁月：初心 1. 青年时代——积极投身伟大的爱国运动 1904年李四光留学日本，受宋教仁、马君武等人影响，民主革命的思想进一步增强。1905年7月，年仅16岁的李四光参加了由孙中山等人创立的“中国同盟会”，成为最年轻的创建会员。在参加完宣誓仪式后，孙中山赠其八个字“努力向学，蔚为国用”，给以勉励，寄予厚望。 《行路难》小提琴曲谱 1913年，李四光第二次离开祖国，就读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采矿冶金专业和地质学专业。1918年获得自然科学硕士学位后，准备回国开展地质调查工作。几个月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中国作为参战国，在巴黎和会上受到了强烈的不公正待遇。李四光十分愤慨，于1919年11月欧洲考察期间，写下了5行19小节乐曲，抒发心中的愤郁之情，并于1920年2月创作完成小提琴曲《行路难》。经考证，《行路难》被确定为中国第一首小提琴曲。 2.为人师表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推动了中国科学与民主思想的发展，也深深地影响了李四光。经过丁文江的建议和傅斯年等人的联系与推荐，李四光接受了国立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的聘请，1920年回到阔别7年的祖国，1921年-1936年任北京大学教授、系主任。 北京大学任教 1933年春，北京大学师生为李大钊举行公葬，得知消息后，李四光立即捐出一笔钱款，襄赞这一义举。 3.早期科研工作和斗争 李四光一面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一面坚持与反动政权抗争，在黑暗中痛苦摸索前行的日子里，始终坚持“为真理奋斗”。 1946年，周恩来同志在重庆两次会见了李四光。出于对科学家的保护，他劝李四光出国避一避，并传达了党中央的政治主张。1948年2月，李四光携夫人从上海启程赴伦敦，参加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学会。 1949年初，解放战争进展迅速，国民党政府仓皇逃往广州，并命令各机关南迁。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的同仁经商量后决定留在南京，并写信告诉身在英国的李四光。李四光在1月19日到2月9日期间，多次写信给地质研究所许杰、赵金科等人，表明支持大家的决定，并愿意将个人积资捐出，与大家共渡难关。 在地质研究所同仁的共同努力下，这场反搬迁的斗争胜利了。南京解放时，地质研究所没有受到一点损失，完整地回到人民的怀抱。 03 新中国成立：使命 1. 辗转回国 1949年，在祖国的召唤下，身在英国的李四光毅然踏上艰辛归国之路。1949年11月，周恩来总理以电报形式请吴文焘在捷克设法接触李四光，保护其入境。后又委托叶剑英派人到香港寻其行踪。经多方努力，在香港与李四光取得联系。 2. 地质事业的主要领导人和开拓者 经过综合考虑和广泛协商，李四光提出成立“一会、两所、一局”的地质工作组织方案。1950年8月，政务院批准通过了该项提议，同时任命李四光为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1952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7次会议决定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地质部，任命李四光为部长。 李四光在石油勘探工作会议上发言 3. 对新中国地质事业的贡献 新中国的诞生，揭开了李四光科学事业崭新的一章。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祖国的地质事业中，兢兢业业，鞠躬尽瘁。在他的具体领导下，中国的地质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1）指导全国石油地质普查 李四光组织石油勘探大会战，指导全国石油地质普查，对我国东部油田的发现，作出了重大贡献，甩掉中国“贫油”的帽子。 1953年12月，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征询李四光对我国石油资源的看法。李四光根据数十年来对地质力学的研究，表明不同意“中国贫油”论，他深信我国天然石油资源的蕴藏量是丰富的，关键是抓紧开展地质勘探工作。1956年5月，周恩来总理在国务院司局长以上干部会议上，肯定了李四光关于我国石油资源远景的意见，指出石油在我们的工业中是最薄弱的一个环节……首先是勘探情况不明。地质部长很乐观……我们很拥护他的意见。 1964年元旦，毛泽东主席邀请李四光到中南海观看豫剧《朝阳沟》，并对李四光说：“你们两家（指地质部和石油工业部）都有很大功劳。”1964年，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起来的大庆油田，是根据我国地质专家独创的石油地质理论进行勘探而发现的。 2）为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李四光十分关心铀矿地质的发展，多次听取找铀队伍汇报，亲自指导找铀队伍，他根据构造体系控矿理论指出了铀矿资源的分布规律。在李四光的指导下，铀矿地质取得了丰硕成果，为“两弹一星”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为我国核工业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突出贡献。 1955年1月，毛泽东主席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研究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会上听取了李四光、钱三强和刘杰的汇报。李四光拿出野外带回的铀矿石标本给领导同志们传看，说明我国铀矿地质与铀矿资源及勘查情况。 3）倡导开发和综合利用地热能源 李四光以战略科学家的视角，最早提出并组织开展我国地下热能的开发与综合利用。李四光认为，地热是人类开辟自然能源的一个新来源，就像人类发现煤炭、石油可以作为燃料一样重要，是地质工作的一个新领域，是一件很有前途的探索性工作。他不顾身患危症，81岁高龄仍亲自到天津实地考察地热利用情况，因为“要是把地热充分利用起来，我们可以节省多少燃料！可以给人民的生活造很大的福利！” 4）开展地震地质与地震预报研究工作 李四光深感地震灾害对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之严重，晚年投入了很大精力从事地震地质的开创性工作。 1966年邢台发生强烈地震，周恩来总理多次召开会议研究救灾工作、讨论地震发展趋势，李四光年高体病仍坚持参会，他坚信地震是可以预报的。周恩来总理对于李四光这种“独排众议”勇于探索的精神表示称赞。

顾乐观（1935年1月－2001年）江苏人，毕业于重庆大学和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技术大学，曾担任重庆大学校长，中国大陆物理学家。 生平： 1935年1月，顾乐观出生在江苏省吴县。 1956年，顾乐观从重庆大学电机系毕业，之后留校教书。1959年，顾乐观被选送到苏联列宁格勒工学院（今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技术大学）学习，获技术科学副博士学位。 1986年12月到1992年8月，他出任重庆大学校长。 1989年8月至1997年4月，顾乐观出任重庆大学党委书记。 2001年，顾乐观去世。 参考文献： [1].重庆大学历任领导. 重庆大学. 2015-05-01 [2015-05-01]. [2].光荣之路——重庆大学历任校长知多少. 重庆大学新闻网. 2009 [2015-05-0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07-21）. 教育职务： 1986年-1992年重庆大学校长（前任者：江泽佳 继任者：吴云鹏） 政党职务： 1989年-1997年中国共产党重庆大学委员会书记（前任者：程地全 继任者：欧可平）

我国曾有一位地质学家 可以说为了科研事业 拼上了自己的全部 他曾累到病倒 切除左肾 患动脉瘤 …… 然而任何事 都没能成为他工作的阻碍 1971年 年过80的他因高烧住院 那时他想向医生了解的却是： “请你们坦率地告诉我， 究竟我还有多少时间， 我好安排一下工作……” 然而第二天他就去世了 他，正是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 李四光曾提出“新华夏构造体系” 为中国摘掉“贫油”帽 曾独创地质力学理论 发现铀矿 为祖国“两弹”研发助力 …… “我是炎黄子孙 理所当然地要把学到的知识 全部奉献给我亲爱的祖国” 李四光曾这样说 他也正是这样做的 今天，是李四光院士诞辰132周年 让我们一起走近这位科学巨匠的传奇一生 冲破阻挠 辗转多地终归国 1948年 著名地质专家李四光代表中国地质学会 到英国参加第18届国际地质大会 在大会上 他发表了 自己最新研究成果的论文《新华夏海之起源》 动摇了传统的地质学理论 轰动了欧洲 1949年的一个深夜 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 让居住在英国伯明翰的地质学家李四光 从睡梦中猛然惊醒 他赶忙接起电话 电话当中传来的消息 却是让他惊出了一身冷汗 1949年新中国诞生前夕 周恩来总理亲自提名李四光为政协委员 国民党方面得知消息后 立即派人给仍在英国的李四光施压 让他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共产党的“邀请” 不然就通过英国政府将他扣留 从电话当中得知这一消息的李四光 立即将重要的文章手稿、护照和几件衣服 塞进一个小公文包 然后嘱咐妻子把原来买好的船票退掉 准备另外回国的办法 李四光乘坐货轮来到法国 乘上火车去往瑞士 几经辗转 最后在瑞士与德国交界的巴塞尔住下 和夫人会和后 最终登上了去往中国的货轮 周恩来总理一直关注着李四光的归国行程 并派人秘密前往香港接应 在各方努力下 1950年4月6日 李四光与夫人冲破重重阻挠 安全回到祖国的怀抱 1952年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地质部 李四光被任命为第一任部长 独创地质力学发现铀矿 助力“两弹”研发 1955年1月15日下午 由毛泽东主席主持的一场绝密会议 在中南海召开 这次会议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和照片资料 仅有的线索就是周恩来总理台历上写的： “约李四光，钱三强来谈”这几个字 以及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 直到32年后 这次会议的秘密才被揭晓 会议在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举行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邓小平等 中央领导人都出席了会议 而这次会议的主角 却是一块黄绿色的古怪石头 这就是新中国第一块铀矿石 这次会议作出了 建立和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 对中国核工业的发展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仅八个月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开进了台湾海峡 明确干涉台湾 并考虑使用原子弹来对付中国 超级大国核威胁和核讹诈的阴云 笼罩在刚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上空 面对威胁 没有技术，没有设备 甚至连最基本的铀矿原料都没有 中国的原子能工程究竟该如何起步？ 早在1943年 李四光凭借他独创的地质力学理论 曾推断：中国的铀矿是有远景的 当时 李四光派中研院地质研究所的 南延宗和吴磊伯 去广西勘察 结果在钟山县红花乡山洞中发现了铀矿 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在国土上发现铀矿 1955年4月 根据中央的指示 李四光开始着手筹备 全国铀矿资源勘察工作 李四光根据他自创的地质力学理论 认为铀矿是稀有放射性矿床 往往产生在地质构造复杂的地区 实践证实了李四光的预测 遵循李四光的思路 发现了一大批大型铀矿 1964年10月16日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 这一切从无到有 中国仅仅用了5年时间 让中国甩掉“贫油”帽子 在李四光回国后的第三年 1953年初冬的一天 中央领导请李四光到中南海去开会 让他没想到的是 等待他的是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 毛泽东主席对李四光说： “要进行建设， 石油是不可缺少的， 如果我们确确实实缺少天然石油， 就要讨论走发展人造石油 和从油气页岩中提取石油的道路。 你是地质部部长， 你看怎么办？” 李四光思考片刻 说出了两点认识： 第一，中国有丰富的石油资源 第二，需要开展大量石油普查工作 在多年考察 中国地质运动与矿产分布规律的基础上 李四光提出了新华夏构造体系 他提出 新华夏体系中有三个沉降带 都存在生油的可能性 在李四光 “新华夏构造体系”理论的引导下 到1957年底 经过两年的地质勘探 普查大队终于发现了 可能蕴藏大油田的地质构造 1958年7月至11月 钻井队首先在松辽盆地东北斜坡地区 钻了两口井 却都没有发现具有工业价值的油田 就在人们议论纷纷的时候 李四光却累得病倒了 直到病倒 医生才发现 李四光的左肾出现了一块很大的结石 磨出了血泡 医生不得不将左肾切除 李四光的精神 鼓舞了奋斗在一线的石油人 争议的声音慢慢散去 这时，普查大队 又有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发现 新中国终于发现油田了！ 1959年9月26日 下午四时 油阀被打开 一条黑色的巨龙从油嘴冲天而上 整个井场顿时爆发出震天的欢呼声 1963年11月17日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 周恩来总理发布了一则震惊世界的消息： 我们依靠自力更生 在东北松辽平原上发现了 一个世界级的大油田 中国石油可以实现基本自给了 中国彻底甩掉了贫油的帽子！ 身患动脉瘤 仍坚持奔赴灾区一线 1965年 第三届人大会议决定 76岁的李四光继续担任地质部长 也正是这一年 李四光被查出患有动脉瘤 得知消息后 李四光并没有放下工作 他舍不得浪费一分一秒的时间 1966年3月8日 河北邢台发生了强烈地震 造成众多人员伤亡 李四光马上组织了地震考察队 奔赴震区进行测探 14天后 邢台又发生了一次地震 有考察队汇报说 看到一片枣林明显地南北来回反复转动 这种现象正是李四光论述的水平旋钮运动！ 李四光再也坐不住了 他顾不得身体的不适 准备深入实地考察 亲友们坚持劝阻 最后 李四光一份报告直接打到国务院 并对医生和劝阻他的亲友们说： “不要再阻拦我了， 我是做这个工作的， 怎么能贪生怕死呢？” 面对这一状况 国务院办公厅 终于接受了李四光的请求 他如愿奔赴灾区 不久 李四光的研究就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他认为邢台地震 是新华夏系构造带活动的结果 探索地震 让李四光的感触很大 地震确实可怕 但如果能及时、准确地预测它 就能将损失降到最低 拯救无数的生命 李四光立志要在有生之年 完成这个重大的世界性课题 生命最后 仍放不下科研任务 1971年的冬天 李四光发高烧被送到医院 他似乎预感到了什么 拉住一位医生的手说： “请你们坦率地告诉我， 究竟我还有多少时间， 我好安排一下工作， 只要再给我半年时间， 地震预报的探索工作就会看到结果的。” 但是第二天 李四光就去世了 李四光病逝后 他的女儿李林交给周恩来总理一封信 信里记录了李四光去世前一天的遗嘱 谈的是他最近几年经常思考的地震预报 地热利用和海洋地质等方面的问题 周恩来总理在李四光的遗体道别仪式上 沉痛地宣读了这封信 回首过往 在那个艰苦卓绝的年代 一大批科学巨匠用全身心的付出 诠释了爱国与报国的崇高内涵 由此奠定了新中国各项事业的非凡起点 李四光是其中优秀的代表 正如周恩来总理评价李四光说 他永远是中国科学界的一面光辉旗帜 今天 向中国地质科学奠基人 李四光院士致敬！

顾乐观（1935—2001），男，汉族，教授、博士生导师。1935年1月出生于江苏吴县。1956年毕业于重庆大学电机系并留校任教。1956年重庆大学电机系电力专业毕业1964年原苏联列宁格勒工业大学（现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技术大学）电机系高电压技术专业研究生毕业，获技术科学副博士学位。 中文名：顾乐观 国 籍：中国 民 族：汉 出生地：江苏吴县 出生日期：1935年1月 逝世日期：2001年 职 业：教授、博士生导师 毕业院校：重庆大学 工作任职： 历任重庆大学人事处处长、校长助理、副校长、校长、党委书记。 国家教委科技能源与信息学部委员，国际大电网会议(CIGRE)第33研究委员会04工作组成员 学术科研： 长期从事高电压绝缘技术领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特别是对恶劣环境(污秽、高海拔、覆冰、酸雨、酸雾)下的电力系统外绝缘放电机理和放电特性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创造性成果， 共获得国家和省、部、委级奖励七项，国家发明专利一项，出版专译著四部，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82篇。 研究生培养：培养博士生7名、硕士生23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