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可平，男，重庆大学教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著名现代教育家。 中文名：欧可平 国 籍：中国 民 族：汉族 出生地：四川崇州 出生日期：1949年09月 职 业：教授 毕业院校：重庆大学 个人简介： 男，汉族，1949年9月出生，四川崇州人，1969年1月参加工作，教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全国人大代表。现任中共重庆市委委员，重庆大学党委书记。1988年荣获中国共青团五四奖章。 人物经历： 1975年毕业于重庆大学机械工程系； 1983年7月至1985年7月，在中央党校（第一期）读研究生； 重庆大学团委书记兼学生工作部副部长； 共青团第十一届候补中央委员，重庆大学党委组织部部长兼老干处处长； 中共重庆市委委员、共青团第十二届中央委员、共青团重庆市委党组书记、书记； 四川省政协委员、重庆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工会主席； 重庆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兼纪委书记； 重庆大学党委书记； 中共重庆市委委员、重庆市高教工委书记； 重庆市教委党组书记、重庆市教委主任； 中共重庆市委委员、中共重庆市教育工委书记、重庆市教委主任； 中共重庆市委委员，重庆大学党委书记，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 2015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组织部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在重庆大学宣布了中共中央的任免决定：因年龄原因，欧可平不再担任重庆大学党委书记职务。 研究方向： 主要从事社会科学和教育管理研究，发表学术论文四十余篇，出版专著五部，先后主持《重庆教育对经济的拉动效应研究》等科研项目15项，其中四项获省部级奖励。 完成重庆市教委课题《重庆市教育发展与人力资源开发》。 个人著作：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读本 重庆市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督导评估机制研究，重庆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06-06-01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读本，重庆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03-10-01 “一国两制”与祖国和平统一，重庆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 1998-07-01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重庆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08-01 大学生法制教育读本，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3 主要论文：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教育工作全局 努力实现 建设长江上游教育中心和西部教育高地的奋斗目标，《科学咨询》2006年 第01X期 教育以人为本 办学以人才为本——落实科学发展观 推进重庆教育事业可持续发展，《科学咨询》2005年 第01X期 重庆市教委主任承诺接受反腐监督，《科教文汇》2005年 第3期 实施“五个一”工程 推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进步，《思考与运用》2004年 第3期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重庆教育的改革发展，《今日教育》2004年 第4期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重庆教育的改革发展，《科学咨询》2004年 第02X期 新年致辞，《今日教育》2004年 第1期 光辉的节日 神圣的使命，《今日教育》2004年 第9期 发挥教育的先导性和全局性作用，《当代党员》2003年 第4期 兴学习高潮,谋教育发展,让人民满意，《决策导刊》2003年 第11期 成就荣誉： 科研成果《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专著）曾获得重庆市人民政府颁发的重庆市第一次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重庆市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优秀成果一等奖，“‘一国两制’与祖国和平统一”获重庆市政府第二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重庆教育对经济的拉动效应研究”获重庆市政府第四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1988年荣获中国共青团五四奖章获得者。 科研成果：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专著）； 曾获得重庆市人民政府颁发的重庆市第一次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 重庆市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优秀成果一等奖； 《“一国两制”与祖国和平统一》获重庆市政府第二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重庆教育对经济的拉动效应研究》获重庆市政府第四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重庆市教委课题《重庆市教育发展与人力资源开发》； 1988年荣获中国共青团五四奖章。 社会兼职：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常务理事，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第五届理事会常务理事， 中国成人教育协会副会长等。

刘湘（1890年7月1日－1938年1月20日），又名元勋，法号玉宪，字甫澄，汉族，四川大邑人，中华民国军事将领，川军领导人之一。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毕业。历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死后获追赠陆军一级上将。

北宋真宗咸平年间将地处今四川盆地一带的川峡路分为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和夔州路，合称为“川峡四路”或“四川路”，后来简称“四川”，四川由此得名。民国元年（1912年），撤销道一级建置，改为省直辖府、州、厅、县，省会设在成都府。民国十七年（1928年)9月1日，成都市为四川省会。 据史书记载，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的古蜀国开明王朝九世时将都城从广都樊乡（双流）迁往成都，构筑城池；但依据现实挖掘的金沙遗址看来，成都建城史可以追溯到距今3200年前。成都境内地势平坦、河网纵横、物产丰富、农业发达，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自古享有“天府之国”的美誉。 民国十七年（1928年）11月7日，南京国民政府裁四川省临时委员会，置四川省政府委员会，下设民政、财政等4厅，刘文辉为四川省首任省主席。1934年11月，刘湘到南京拜见蒋介石。蒋、刘双方互相利用，达成合作条件。1934年12月，蒋介石宣布改组四川省政府，任命刘湘为四川省主席和川康绥靖公署主任。 并授权刘湘撤销各个军阀的“防区”，统一指挥川军，统一四川军政。拨给刘湘500万元的“剿赤”经费，批准刘湘发行“四川善后公债”7000万元。刘湘则同意开放四川门户，允许中央军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长行营“参谋团”率“别动队”入川。蒋介石多年的收服四川的梦想得以实现。 1935年，刘湘开始着手统一四川的行政，财政和军政。为了加快四川的统一步伐，促使地方“中央化”的首要任务就是打破防区，与地方政权脱离关系。刘湘作为主席，带头打破防区制，将军民两政分开，使军阀与地方政权脱离关系，从而使军阀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础，为川政改革开辟了道路。 虽然其改革有为其军费和政治服务的目的，但是毕竟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首先，统一币制。币制的统一结束了四川历史上各派军阀乱开银行的局面，从而有利于四川日后经济的发展。省政府成立后，开始对田赋进行改革，规定从1935年3月1日起，田赋改为改为一年一征，采取一税制，废除苛捐杂税。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中国沿海沿江各类工矿企业、高等学校和文化团体纷纷内迁至四川，成都成为中国大后方。如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于1937年迁至成都北较场，一直到国民党败退出大大陆前没再变更校址长达11年，除短训班外，有10期学员毕业于成都。 又如南京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山东齐鲁大学、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及畜牧兽医系于1938年前后分别迁到成都华西坝，华西坝后被称为大后方之“天堂”，香港大学医学院也于抗战时期迁于成都正府街办学，上海光华大学迁于外西光华村，成为现在西南财经大学的前身。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6月15日起，轰炸日本本土的美国飞机从成都及其附近的新津机场、邛崃机场、彭山机场、广汉机机场出发，出击900多架次，为抗日战争作出杰出贡献，在国民政府迁台前，成都是美国在远东最大的空军基地。---【成都，1932-1938年。摄影资料：哈里森·福尔曼】

1937的7月8日，成都《新民报》的主编李有伦急匆匆的从省政府跑回了报社，他心急火燎的拿出来一样东西，原来是中央通讯社的电稿。已经来不及解释，他冲工作人员喊道：卢沟桥战火燃起！快出号外！ 四十分钟后，《抗战爆发了》的号外印刷了出来，随即撒向了成都的大街小巷。当日成都轰动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响遍全城。 此时，最先发出应战口号的便是川军司令刘湘！当日，他便致电给蒋介石，并通电全国，吁请全国总动员，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 在8月7日的南京国防会议上，刘湘慷慨陈词：“为支援抗战，四川可以出兵30万，并可供给壮丁500万！” 在刘湘发出呼吁之后，川军将领全部请缨出战！四川各地的热血青年都踊跃报名从军，“妻子送丈夫上战场”“父母送儿女上前方”的事例甚多。 例如，重庆《新华日报》在1943年11月21日曾经刊登过：新津县72岁高龄的高尚奇，他痛恨日本侵略者，于是将4个儿子中的3个动员去参了军抗日，仅留老三高光田照顾家人。 还有安县的王者成，他送主动出战的儿子时，赠送了儿子一面“死”字旗！他在白布旗上写了一个大的“死”字，旗子的左边写道：“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 在四川人民送川军将士的时候，纵队的司令员唐式遵冲军民们慷慨陈词： “失地不复，誓不回川！！” 数万军民泪如雨下，掌声如雷。 当时川军共有七个集团军，另外有一军一师一旅共计40余万人，开赴到了抗战的前线浴血奋战！并且，此后每年四川向前方输送的青壮军人，人数都居全国之首，于是有了“无川不成军”的说法。 国民政府军政部部长的何应钦曾在《八年抗日之经过》一书中，这样记载：在抗战8年中，四川提供了将近300万人的兵源充实了前线部队，而全国当时征收壮丁1405万余人，川军占了五分之一还多！ 在大敌当前，无数的四川热血青年都是自愿参军奔赴前线的，在川军中从将军到小兵，他们出川前都是预立遗嘱，誓死报国！ 刘湘率领川军出川之后，最先进行的是第43军的26师和第20军在淞沪战场与敌人的血战。日军的飞机大炮对我川军进行了狂轰滥炸，川军伤亡惨重，但战士们誓与阵地共存亡，无一人退缩皆前仆后继，毫无惧色！ 根据何聘儒先生的回忆：川军26师的装备少的可怜，当时一个连有士兵八九十人，却只有一挺轻机枪还有五六十支步枪。并且，大部分的枪使用时间太长，来复线都没有了，将士们用麻绳系着步枪机柄以防失落，抗战之艰难，可想而知。” 但是，就是这种条件下，26师的官兵鏖战了七个昼夜，多次击退日军的疯狂进攻，被称为淞沪抗战70多个师中成绩最好的五个师之一。但26师付出的代价也相当惨重，全师本来一共4000多人，但这场仗打完后却只剩下了600多人！ 20军的杨森曾经忙于内战，但抗战爆发后杨森部，也在淞沪抗日的前线立下了大战功。在10月15日，804团奉命去收复失掉的阵地。当晚，团长向文彬率部突袭，他们夺回了阵地，但全804团的团官兵，营长只剩了彭焕文1人，连无一幸免，排长只剩下4个，士兵只剩120余人！ 当时122师奉命驻守在滕县，日军主力板垣师团多次猛攻滕县没有拿下，于是以重炮飞机轮番猛轰。师长王铭章亲自参与巷战最终牺牲。王铭章殉国之后，其所部的官兵战到了最后一人，伤兵也不愿做俘虏，用手榴弹与冲进来的日军同归于尽。滕县一役，122师的5000余人几乎全军覆没，但也消灭日军4000 余人。 在滕县以北的界河、龙山一带布防的131师陈离所部也伤亡达四五千人。所以是川军的巨大牺牲而换得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李宗仁曾经感慨道：“如无滕县之固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川军以寡敌众，写成川军史上最光辉的一页！” 川军司令刘湘在1937年的10月15日，被任命为第七战区的司令长官，兼任集团军的总司令。当时，刘湘已有重病在身，都劝他留在四川不必亲征。但是刘湘说：“过去打了多年内战，脸面上不甚光彩，今天为国效命，如何可以在后方苟安！” 不幸的是带病出征的刘湘，最终还是在抗战的前线吐血病发，于1938年1月20日在汉口去世。死前他所留得遗嘱没有一句是关于个人的，全是激勉川军将士的话，其中一句就是：“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 刘湘的这一遗嘱，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前线的川军每天升旗之时，将士们必定同声诵读一遍，以示抗战到底的决心！ 川军在抗战期间伤亡巨大，根据军政部长何应钦的统计：四川出川将士伤亡人数大约为全国抗日军队的十分之二，即阵亡263991人，负伤356267人，失踪26025人，共计64万余人，居全国之冠！ 抗战期间不只是川军做出了巨大牺牲，全部军民都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才换回了战争的胜利，将我们的国家保全。所以，后世应该铭记他们的功勋，奋勇图强让我们的国家更加强大，别让先烈们的血白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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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湘（1888年7月1日－1938年），谱名元勋，字甫澄，法号玉宪，四川成都大邑人，民国时期四川军阀，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四川省主席，重庆大学首任校长。四川陆军速成学校毕业。

1937年深秋，数十万川军身着单衣短裤，打绑腿，穿草鞋，身背斗笠和大刀，手持劣质步枪，迅速出川，奔赴全国战场。川军作战之骁勇，战绩之辉煌，伤亡之惨重，可谓惊天地泣鬼神。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国民政府召开了最高国是会议，研究对日政策。会上，抱病出席的四川省政府主席，时年47岁的陆军上将刘湘，成了主战派代表人物。他在会上慷慨陈词，提出战端一开，四川可立即出兵30万，提供壮丁500万，提供粮食千万石……总之，他表示，竭天府之国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支持抗战。刘湘在四川有很高的威信。人们尊称他为甫帅、甫公。 会后，甫帅雷厉风行，立刻将首批出川抗日的部队造册上报：拟立即组建第二路预备军总司令部，刘湘任总司令，邓锡侯任副总司令。下属两个纵队，计五个军，十一个师，约10万人。一纵为三个军：41军、45军和47军。41和45军，其军长分别是孙震和邓锡侯兼任。47军军长是四川原边防军司令李家钰。二纵为两个军，21军和23军。刘湘最信任的两个师长唐式遵、潘文华，分别任这两个军的军长。 上面准其所请，但在命令中作了补充修改。全国划分为十个战区，上面任命刘湘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不日出川去南京组建战区司令部。命令中撤销了第二路预备军司令部这个名称。一纵改为二十二集团军，二纵改为二十三集团军。上面重新任命如次：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邓锡侯，副总司令孙震，两人同时分别兼任45、41军军长。李家钰的47军稍后出川。命令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湘兼任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唐、潘二人为该集团军副总司令兼21、23军军长。 对于刘湘而言，这道命令还有一处很“刺激”：二十二集团军的41、45军出川后，划归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指挥，参加山西战事。至于稍后出川的47军没有提。这样一来，甫帅就被一纸释兵权了。可是，“四川王”刘湘没有对这一纸命令提出任何异议。 这道命令很细。对二十二集团军孙震的41军，何时从德阳开拔，何时到成都汇同邓锡侯的45军，何时出川，过秦岭驰援山西等，都有明确时间规定。命令同时说，鉴于甫帅目前身体欠安，可先在川内休养、治疗。二十三集团军的两个军，由唐、潘二人在重庆集结，走水路，开赴淞沪前线作战。 可是，唯独两样最不能或缺的大事，在命令中，连提都不提。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占我国东北三省，揭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次年“一·二八”，日军突袭淞沪。川军曾以刘湘、刘文辉为正副总预备军司令长官，率领6个师出川抗战，前锋已达宜昌，因中日签署停战协定而作罢。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时，川军军事整编委员会会议（以下简称“整军会议”）正在重庆召开。这个整军会议是要将川军部队按照国民党中央的规定进行整编，所有军队编制、经费和军需供应、人事任免等，都统归国民党中央掌管。蒋介石特派军政部长何应钦、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为会议的正副主任，主持会议。当时任川康绥靖公署主任兼四川省主席的刘湘和邓锡侯、杨森、孙震、唐式遵、刘文辉、潘文华、李家钰、王缵绪等川军将领都参加了会议。“卢沟桥事变”消息传到会上，与会川军将领都主张抗战。会议开不下去了，乃于7月9日匆匆结束。 7月8日，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表宣言说：“全国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这一宣言获得了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 刘湘于7月12日回到成都。这时，成都市的工人、学生、各人民团体和其他各界民众都已采取各种形式声讨日军暴行，声援卢沟桥守军，要求政府坚决抗战。本来，早在红军长征经过四川后，蒋介石的势力伸进四川，刘湘与蒋介石之间矛盾日深。中国共产党于1935年夏初派张曙时通过老同盟会员傅春吾做刘湘的工作，写了一封长信，向刘宣传日本要灭亡中国，中国的抗日战争一定要打起来，希望刘湘作抗日民族英雄，反对不抗日的人，并说明蒋介石一贯消灭异己的阴谋手段（详见张曙时的遗稿）。 同年5月下旬，中共华东局又派黄子谷回川，向刘湘和川军各将领宣传宋庆龄、何香凝等发表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望川军将领和一般社会人士改变对红军的看法。1935年9月，黄子谷第二次回川，专做刘湘的工作，希望刘坚持团结抗日，积极做抗日的准备，对宣传抗日的工作予以扶助等。刘明确表示完全同意。 10月，黄子谷、张曙时等创办《建设晚报》，宣传抗日民主，刘湘每月补助经费四百元。当时，刘湘一方面看到东北沦陷、冀察被侵犯，不仅百姓无家可归，上层军政人物也无立足之地；另一方面，感到抗日民众不可侮，自己不抗日，必遭民众唾弃，还要遭蒋介石算计。所以，他的思想也转到联共抗日上来了。 基于以上认识，又看到全川民众要求抗战的形势，刘湘于7月13日即电呈蒋介石请缨抗战，电文称：“此次敌方藉故侵犯，目光似非局部，钧座统筹全局，尚祈早决大计……当兹国家生命争最后呼吸之际，无不敌忾同仇。湘虽行能无似，爱国之心，尚不后人……倘蒙驱遣，捐縻奚辞。” 14日，刘又通电全国各省军政负责人，主张全国总动员，共同抗日。电文称：“盖今日之战，为全民族之战……战则犹有生机，不战则亡可立待。自来置阋墙而御外侮，为我国民族数千年遗留之美德，况今强寇压境，其危险性之严重，又超于有史以来之外患，惟须全国上下，同心一德……共赴国难。中华民族今日已到最后关头，唯一生路，只有抗战。最近全国军人精诚团结，共赴国难，民气尤万分激昂，愿作后盾，此实多难兴邦的征兆。……今日之局势，舍抗战外，别无他途。此次入京，首当将此意见，陈诸当道……四川为国家后防，地位重要，不问可知，今后既需长期抗战，四川即应负此长期支撑之巨责；除军队可全部动员，开赴前敌外，所有人力物力，无一而不可以贡献国家。个人此次入京，即拟将此意见，剀切陈明，以纾中央之忧而慰国人之望……但今日之川康各军准备，均鲜巩固基础，以言长期抗战，资源开发方面，有待于人才技术之增进甚多。故今后除建议中央协助充实后防外，并希望全国一致认识此点，群策群力，俾得奠此复兴之基，实所大愿。”

距今60多年前，四川军政界风云人物潘文华的公馆位于春熙路辖区永兴巷，八字门庭，宽敞轩朗。1938年夏，中共代表陈绍禹（王明）、林伯渠、董必武等人由陕北去汉口参加首届国民参政会，途经成都，下榻于潘公馆毗邻的纯阳观街“静安别墅”，与潘氏相见并晤谈良久。20世纪50年代，永兴巷潘公馆改建为苏联领事馆。1965年前后彭德怀元帅曾居住于此。现为四川省人民政府第二办公区。 成都一环路西一段与成都体育学院毗邻的正则会计学校内，有一座鲜为人知的圆拱形墓丘，这是潘文华上将墓。 潘文华1885年出生于仁寿县文宫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幼年父母双亡。他23岁考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与比他小5岁的刘湘同学，两人后来成了终生好友。1909年，两人同时毕业进入军界。1920年，在川军驱逐滇黔军之战中，时任川军第二师师长的刘湘战败，退守阆中，饷糈窘迫。与他感情素笃的潘文华此时正代理川军第三师旅长，驻防巴中、通江、南江三县，闻讯后立即用八匹驮马装载白银25000两，派兵一排护送至阆中馈赠刘湘。雪中送炭，刘湘感念不已。未几刘湘反攻获胜，升任四川陆军总司令，立即委任这位患难至交为川军第四师师长。此后潘文华跟随刘湘南北征战，几乎无役不与，为刘湘争夺四川霸权立下汗马功劳，成为刘湘军事集团的高级核心人物。 1937年，刘湘率川军东下夔巫，出川抗战。潘文华任第23军军长，驻防江苏、安徽两省之间，抗击日寇，其师长饶国华中将壮烈殉国。1938年1月，刘湘在武汉病逝，潘文华护送灵柩回到成都，被任命为第28集团军总司令兼川陕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成为刘湘旧部中举足轻重的铁腕人物。 1949年4月，潘文华被任命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12月9日，他与刘文辉、邓锡侯在彭县通电起义。1950年10月，潘文华病逝于潘公馆，遗言葬于刘湘墓旁。当时刘湘陵园周围是一望无际的农田，潘墓距刘墓直线距离仅300米左右。

国民党有过几十名“陆军一级上将” 其中有不少赫赫有名的人物 但也有一些报上名字，要愣一下的人 刘湘这个名字，介乎两者之间 但他却是值得书上一笔的一级上将 不仅仅是因为他 也因为他身后的300万四川子弟兵 用刘湘自己的话来总结，自己49岁之前的经历是四个字：“不甚光彩”。 1888年出生的刘湘，20岁时考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立志从戎。 在”二次革命“和“护国战争”中，刘湘一直都是站在袁世凯这一边的，并且立下了汗马功劳。所以在1917年，刘湘29岁的时候，就已经被北洋政府授予陆军中将军衔。 从1918年到1933年的15年，是刘湘在四川沉浮的15年。 在这15年里，刘湘先后和熊克武、刘存厚、杨森、刘文辉等一大批四川的大小军阀恶斗，几进几出，掌权又下野，下野又复出，连年征战，最终，终于掌握了四川的军政大权，成为了公认的“四川王”。 好不容易坐稳了位置，刘湘又开始面临另一个难题：蒋介石下令要他剿共。 于是，从1933年到1937年的这四年，刘湘又埋头开始与共产党军队作战。 作为“川人治川”的积极拥护者，刘湘一方面严格制止蒋介石的中央军入川，另一方面，又希望给自己留条后路，和共产党的军队一边打一边沟通，可谓是费尽了心机。 总而言之，从1918年到1937年这19年里，川军给全国都留下了一个“差评“的””印象：派系林立，频繁内战。连刘湘自己都承认：“一直是自己人打自己人”。 这个情况，一直持续到了1937年7月7日。 卢沟桥一声枪响，日本开始全面侵华。三天后，刘湘就做出了一个让人有些意外的举动：致电蒋介石，请缨抗战。 当时全国那么多大小军阀，刘湘是第一个致电要求抗战的人。 7月14日，刘湘通电全国，称“日军侵略非一省一部之问题，主张全国总动员，拼与一绝。”8月7日，刘湘飞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 在那场会议上，主战派和主和派都有，蒋介石说，你们表决吧——表决不是举手，而是要起立。蒋介石说，同意和日本人打的，站起来——“呼”的一声，刘湘带头就站了起来。 刘湘做出承诺：“四川愿意出30万军队，500万壮丁，供给粮食若千万石。……四川所有人力财力，均可贡献于国家。” 他当时给出的理由很简单： “我们的民族要亡国灭种了！我们整个中国的人都要说日语了！川军要为民族，为国家尽忠！” 刘湘说到做到，回到四川，就开始总动员。 虽然刘湘是“四川王”，但四川军队内部派系林立，绝非想象中那么简单。很多军长和师长根本就不愿意出川。刘湘想尽一切办法，甚至亲自在报纸上发文，号召四川军民“誓复国仇”，“要用日本人的血，洗刷川军内战的耻辱”。 远离烽火第一线的四川，迸发出了巨大的抗日激情。 1937年9月5日，成都少城公园内人山人海。刘湘发表讲话： “四川人一直有吃苦耐劳的，反侵略的光荣传统，我们现在就要发挥这个传统，派到前线去参加抗战，我作为一个川军统帅，我一定不要辜负四川父老的希望，上前线英勇杀敌，就是从尸山火海中爬出来，也要把日军赶出中国去！” 随后，川军的主要将领邓锡侯、唐式遵等都发表了讲话。唐式遵因为常年打内战，被四川人骂为“唐瘟猪”，但那天他推开了话筒，直接念了一首诗：“男儿立志出夔关，不灭倭奴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处处有青山！” 诗念完，场下很多当初骂他“瘟猪”的老百姓都流下了眼泪，数万人掌声如雷。 那一天的数万人里，有不少是妻子送丈夫或父母送儿子取参军，其中有不少人直接写好了遗书。 有一个叫王者成的50多岁老汉，主动报名要去打日本人，被告知超龄，他就让自己的儿子王建堂去参军。王建堂去集合的时候，王者成送了他一面旗，旁观的人一看都愣住了——上面写了斗大的一个“死”字，旁边还有小字： “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分上尽忠，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伤时试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份”。 蒋介石是非常希望刘湘出川的。 一方面，中日双方一上手就互丢“王炸”的“淞沪会战”，消耗了蒋介石大量的部队（包括他的嫡系中央军），急需补充兵源。另一方面，蒋介石早就有把四川作为战略大后方的准备，所以一直希望能分割消灭刘湘的川军势力。所以，刘湘主动请缨出川，蒋介石求之不得。 严格意义上，川军名义上是属于国军，但一直是一只独立的军队：川军的每一件军装，每一根皮带，每一颗手榴弹，每一颗子弹，每一支枪都是川军自己制造，自己购买，自己供给的，军官也是自己培训的。 这也带来了一些预料不到的后果。 出川在即，刘湘发现川军根本没有收到国民政府的拨款，他马上给军事委员会发报，第二天接到的复电是：“责成本省自筹”。 于是，刘湘只能自己拿出10万大洋做抗战经费。在刘湘的带动下，川军高级将领也纷纷解囊，筹集了近50万元，后由四川省政府拨款40余万，民众募捐50万元，出川抗战的费用才落实下来。事实上，之后川军和其他杂牌军享受的也是一样的待遇：军饷只有中央军的一半，至于弹药装备补充，武器更新，更是往后靠了。 以刘湘的精明，何尝不会洞悉蒋介石的心思？ 但面这位标准的“旧式军阀”，还是拿出了自己的全部家底——把川军分为22、23两个集团军，辖5个军三个独立旅，出川抗日。 刘湘出川前，对蒋介石提出的要求只有一个：出于语言习惯等多方面原因，希望能和龙云的滇军，白崇禧的桂军放在一起，作为一个方面军使用。 但本来就有意“边攘外边安内”的蒋介石，怎么可能答应让这三个“刺头”聚在一起？三个方面军后来被安插到了三个战区，不仅如此，刘湘出川前的最低要求——川军必须要放在一起使用——也被蒋介石拒绝了。 川军一出川，就被以军和师甚至团和营为单位，分散到了各个战区，接受各个战区司令长官的指挥。 可以说，川军一出川，刘湘就已经失去了控制权。 接下来，得全靠四川子弟兵们自己各自为战，证明自己了。 川军出川的第一仗，就是被称为“绞肉机”的淞沪战场。 1937年9月，川军第20军在杨森率领下，进入淞沪战场——当时，没人看好这支部队。 川军当时在全国军界，被称为“中国最糟糕的军队”，或“杂牌军中的杂牌军”。因为川军的军事素养一般，装备更是非常差。几十万川军，短裤，草鞋，背着“老套筒”（开几枪可能就哑火了），甚至背着大砍刀，就热血沸腾地出川了。而杨森的第20军，更是川军中装备最差的一支部队，以20军第26师为例，一个连只有8、90人，只有一挺轻机枪和5、60支步枪，有的步枪的枪击柄是用麻绳系着的，以防脱落。 这支部队，9月1日从贵州出发，没有交通工具，穿着草鞋，每天白天徒步行军100多公里，夜里再自己编织新的草鞋，昼夜兼程，到了湖南才坐到了船。坐完船再换火车，经历了40多天的颠簸，10月12日才抵达淞沪战场。 刚刚抵达，20军就被投入到了惨烈绞杀的上海大场一带的阵地。 军长杨森视察阵地时，发现日军的火力装备远在简陋的川军之上——别说川军，就连德械装备的中央军也完全不能匹敌。但他依旧做了一番战前训话： “我们20军是川军中的铁军，是全国闻名的勇敢部队，所以才调到上海来对日作战。我们这次打的是国际战，是最光荣的！如果上海这一仗抵不住，我们就要亡国，我们要为国牺牲，这是最光荣的！” 面对日军排山倒海的攻势和漫天炮火，还没来得及休整的20军接替友军防务，迅速进入阵地。 一时之间，很多四川士兵这辈子都没见过的巨大火力，铺天盖地向自己倾泻而来。日军一轮炮火准备，川军有时整个排就被炸死在战壕里。 伤亡巨大，但20军死战不退。 20军第124师第805团团部少尉见习官胡忆初后来回忆： “深约2米的战壕，在战争开始时，人们还要站在踏脚坑上才看得出去，随后战壕逐渐被战士的血肉填满了，此时死尸堆集竟比战壕还高，活着的人是用先烈的血肉作掩体，继续打击敌人的……全团数千人参战，最后只剩下150人。” 装备最恶劣的20军第26师打到最后，全师4个团长，两个阵亡。14个营长，伤亡13个，连、排长共伤亡250余名。每个连留存下来的士兵仅三五人，最多不过八九人……全师4000多人，这场仗打后仅剩下600多人，但最终还是坚守住了阵地。 这个被人看不起的师，成了淞沪战役中战绩最好的5个师之一，全师5000人，撤离战场时仅剩600多人。 杨森原先也是打内战的“好手”。但在出川前，他曾对着将士说： “我们过去打内战，对不起国家民族，是极其耻辱的。今天的抗日战争是保土卫国，流血牺牲，这是我们军人应尽的天职，我们川军决不能辜负父老乡亲的期望，要洒尽热血，为国争光。” 20军没有辱没使命。 另一支奉命进入山西的川军，命运更坎坷了。 进入山西的，是川军将领邓锡侯麾下的第22集团军。出发前，川军部分旅长和团长，以为会得到中央给的补给，士兵们穿着单衣，带着简陋的武器就出川了。但到了西安后，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拒绝补充物资，让他们找“山西王”阎锡山。 精明的阎锡山推诿：山西方面的一切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早已运过黄河储存于潼关附近，没办法补充。结果第22集团军的41军整整一个军，仅得到了阎锡山给的山西造轻机枪20挺。 在缺衣少枪的情况下，部分41军的士兵砸开了阎锡山的军火库，自己补充军火。这下惹恼了阎锡山，要求将川军赶出自己所辖的战区，因为他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蒋介石随即让第一战区的司令长官程潜接收，结果程潜也坚持不要。 满腔热血出川的川军，遭遇了一个尴尬局面：各个战区都不愿意接纳装备低劣的他们。 这时候，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站出来表态：来，到我这里来！诸葛亮扎个稻草人都能吓退敌兵，川军比稻草人肯定要强吧？ 1938年1月，川军第22集团军进入第五战区，开始加入“徐州会战”。在这场惨烈的会战中，全国都知道了川军第41军122师，因为他们死守了滕县城三天，是后来国军获得

9月24日，《重庆日报》以《“死磕”电网覆冰绝缘的科学家蒋兴良对话新生代教授——耐得冰天雪地的寂寞 守望万家灯火的璀璨》为题，整版报道我校蒋兴良教授团队的初心和传承的故事，现将全文转发，以飨读者。

难忘顾乐观校长 顾乐观（1935—2001）是第十任重大校长（1986年12月-1992年8月）。如果说我和郑（郑思群），江（江泽佳）两位老校长，仅仅是有一点个人的接接触的话，那么我和顾乐观校长则可以说有一些交往。这交往要追溯到我们的上一代。 顾校长的父亲顾知德老先生是江苏苏州人，家父刘百咸是江苏常州人，家岳汤增基是浙江平湖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抗日战争时期，他们先后从上海逃难到昆明，就职于昆明中国银行。顾老先生是昆明分行襄理，家父家岳是他下面的职员。当时银行里有不少从上海，江浙逃难过来的老乡，他们之间关系不错。顾老先生年纪较长，职位较高，是这帮老乡同僚中受人尊敬的长者。记得我很小的时候，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春节时，家父家母曾带我到昆明文林街顾老先生家中拜年。我称顾老先生顾公公，称他太太顾奶奶，当时没有见到顾乐观，他已从昆明南箐中学（现昆明第30中学）毕业，在重庆大学学习。见过乐观的姐姐顾阳观。她是云南有名的妇产科专家，现已从云南文山州人民医院副院长任上退休，住在昆明。五十年代中顾公公退休后，和顾奶奶迁回苏州老家，就再也没有见过。 1963年9月，我考上重庆大学电机系就读后，家父告诉我顾公公的儿子顾乐观在重大电机系任教，让我找一找他。我入学后，就在系上打听过他。那时他还在原苏联列宁格勒加里宁工学院(现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技术大学)留学，没有见到。1965年9月，可能是受顾公公所托，他拿到了苏联技术科学副博士学位，刚从苏联回到重大，就找到了我。他说他不记得我，因为我还小，但他记得我的父母，以及当年昆明中国银行的江浙老人们。还特别问起几位他幼时的玩伴，和他年龄相仿的银行老人的子女。他那时兼任电机系党总支委员，他很关心我的进步和学习。他告诉我不论有什么困难或需要，都可以去找他。他那时还没有和徐萍老师结婚，住在新华村附近的一间单身宿舍里，我有时会去宿舍找他，和他一起用煤油炉煮面吃。如果不是不久以后爆发的文化大革命，我想我在重大一定会得到顾老师更多的关怀和照顾。 68年12月我毕业离开重大，奔赴工作岗位以后，和顾老师还时有通信，保持着联系。十年以后，78年春，邓公小平决定恢复研究生招生考试。消息传出，时任电机系党党总支书记的顾老师在第一时间给我写信，鼓励我投考重大电机系的研究生。但是我辜负了顾老师对我的期望，没有报考重大，而是报考了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的低温超导专业，主要是基于两个原因。第一是有点野心，当时在十多年闭关锁国，压抑人才的严冬刚过，科学春天来临之际，少时立下的攀登科学高峰，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雄心壯志，又重新萌发。当时我最崇拜的科学家，已从少年时的罗蒙洛索夫，门捷列也夫变成了约翰.巴丁（JohnBardeen）。巴丁(1908-1991)是唯一一位两次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科学家。第一次（1956）是因为发明晶体管和威廉·肖克利（WilliamB.Shockley）与沃尔特·布拉坦（WalterH.Brattain）分享。第二次（1972）是因为创立现代超导理论，也就是BCS理论和莱昂.库珀(LeonN.Cooper)与约翰·施里弗(JohnRobertSchrieffer)共获。值得注意的是巴丁是一位半路出家的物理学家，他的本科及硕士学位是在威斯康星大学电机工程系获得的。在作为工程师工作了若干年以后，再进入普林斯顿大学，于1935年拿到他的数学物理的博士学位。巴丁的道路，无疑给了我巨大的影响。当时我曾作过统计，直到1977年，在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科学家，研究低温和临聚态物理的，占了差不多一半。当时全国招收低温超导专业的单位，了了无几，可以说电工所是独此一家。有机会一下子就站到无比新鲜的，如此尖端的科研前缘，对一个野心尚存的年轻人来说，其吸引力是远远超过了传统的，大众化的电力系统专业。第二又是耍了点小聪明。电工所低温超导专业的考试科目有点怪，不像电工所其他招生专业及全国所有的电机工程各类专业都要求考高等数学，电工原理，和电机学三门，而是要求考高等数学，电工原理，和低温物理三门。高等数学不用说，电工原理是大学工科电机系的专业基础课，而低温物理是大学理科物理系的专业课。在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大学本科毕业生会同时修过这两门课，相信报名的人肯定不多。我想凭我扎实的高等数学和电工原理的功底，可以赌一下，抄一个冷门。于是托人借来一本北大翻译出版的英国门德尔松的”低温物理学”，进行自学。由于我没有学过理论物理，固体物理，和量子物理，这本低温物理学读起来像读天书一样，根本不知所云。只好死记硬背了一些低温物理的现象和概念，硬着头皮走进考场，瞎猫碰死老鼠，考了个60分。好在英语考了81分，是电工所最高分，高等数学和电工原理在80分以上，都在全所前三名以内，得到了到北京复试的机会。78年7月中旬，我和来自全国各地的20多名考生入住北京海淀区八一学校，参加电工所的复试。我发现我赌赢了，电工所低温超导专业韩朔，严陆光两位导师各招2名，共4名，而全国只有两个考生取得复试资格。一个是我，另一个是我的大师兄毕延芳，他是全国唯一一个既学过电工原理，又有低温物理基础的考生，因为他1965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电机系，原在陕西略阳四机部十院某（19？）所从事超导电子学研究。其他来复试的考生大多数都是报考微型电机（招4人）或特种电机（招1人）的，据说全国报考这两个专业的人数接近千人。复试都还顺利，虽然韩朔老师嫌我低温物理的基础太差，他还是录取了我。他还从报考特种电机的考生中，录取了我的二师兄林企棠，他是清华大学电机系67级（61年入学）的，来自山东德州发电厂。严陆光老师则只招了毕延芳一人。那年电工所一共招了13人，电工所初试成绩总分第一的是华中工学院电机系的工农兵学员，来自空军的现役军官张超同学，他原报考特种电机专业，但被录取到磁流体发电专业。其他来电工所复试的考生基本上也有所归属，被推荐并被录取到中国科学院安徽等离子体研究所和北京铁道学院（现北京交通大学）。 1995年1月在松林坡招待所 1998年10月在松林坡顾校长家中 到北京读研和赴美留学以后，我和顾老师时有通信往来。83年秋天，我太太和儿子从昆明到北京申请陪读签证受到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官员刁难，签证官假定每一个申请签证的人都有移民傾向，除非你能证明没有。这就需要一份我毕业以后，在国内有工作的官方证明。我先写信找电工所帮忙，没想到这次电工所不太开明，他们回信说，我是自费留学的，我的户口和关系已消毁，而且国家对留学生家属陪读，还没有政策，要请示上级等等。这时我想起了顾老师，写信向他求助，他马上以重庆大学人事处处长的身份，给我回信，表示热烈地欢迎我学成以后，到重庆大学电机系任教。87年6月，我临毕业之前，陪我的美国导师，威斯康星大学电机工程系的阿法纳多（FernandoAlvarado）教授到重大讲学，顾老师以重大校长的名誉在松林坡招待所设晚宴招待我们，给足了阿教授面子。94，98，99年，我在美国工作以后，曾到重大访问和进行学术交流，顾老师已卸任校长，改任重大党委书记。不论他有多忙，他都会抽空接待我。 顾老师待人热情诚恳，平易近人，乐于助人，在重大是众人皆知，人人称颂。他的艰苦朴素，洁身自好的人格魅力，更是令人敬佩，难以忘却。顾老师的太太徐萍老师，是重大电机系60级毕业的，曾任我们电机系63级电机专业的电机学辅导老师。文革后期，据说是因为顾老师被打成苏修特务，受了惊吓，神经出了问题，毛病时好时坏，丧失了工作和生活自理能力。顾老师虽然教学，科研和管理的工作非常繁忙，后来又身居大学校长，书记的高位，仍然几十年如一日，不离不弃，息心照顾徐萍老师，真是难能可贵。在当今二奶横行的物质社会里，具有像顾老师这样廉洁操守的高级干部，著名教授，恐怕很难找到了。 不幸的是顾老师因患白血病医治无效，于2001年英年早逝，我从此失去了一位敬爱的良师益友。重大也失去了一位优秀的管理者，教育家。可以告慰顾老师英灵的是他当年亲自领导创建的重庆大学高电压与电工新技术实验室，经过30多年几代人的努力，不仅科研成果垒垒，已成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而且教育人才辈出，顾老师当年的学生中，已有两人担任过重庆大学副校长，一人入选中国工程院院士。顾老师可以安息了。

缅怀郑思群校长 郑思群（1912－1966）是重庆大学第六任校长（1952年11月—1966年8月）。对郑校长的办学政绩和教育理念，在这里我没有资格评说。但对对郑校长廉洁简朴，平易近人，爱生如子的佳话，我却有亲身的体会。记得是1964年春，我在重大就读的第二个学期，一天下午，我们年级的政治辅导员兼数学辅导老师曹咏吴通知我去校长办公室开会。同行的还有我们班的班长梁彦学和团支部书记张玉清。我想我能得到受郑校长接见的殊荣的原因是曹咏吴老师喜欢我。我是以高考数学满分的成绩考入重大电机系，第一个学期下来，期末考四门功课（高等数学，俄语，普通化学，机械制图）全年级唯一的全优生，所以能够得到教数学的曹老师的青睐。曹老师当时是对我寄予了很大的期望的。这里在感谢曹老师对我的教育和帮助的同时，我要向曹老师表达我深深的歉意，我辜负了曹老师的厚望，这一辈子，庸庸碌碌，一事无成。 那天下午两点多钟，我们一行三人来到位于一教学大楼（理学院）和饶家院之间的校长办公室。到了才知道，是郑校长单独接见我们三人，他的秘书彭诚也在座。他的办公室不到十平方米大，只有一张非常普通的办公桌，几把普通的椅子和一个小小的双人沙发。比起当今一般老总和官员的办公室，实在是太寒酸了。一开始郑校长分别详细询问了我们三人的个人及家庭情况，问我们家住哪里，父母做什么工作。看来郑校长认识梁彦学的父亲，时任四川省监委书记梁岐山，当梁彦学介绍时，郑校长要梁向梁书记转达他的问候。接见时主要是郑校长提问，我们三人回答。郑校长还问我们对学校教学和生活有什么意见，学习负担重不重，食堂伙食好不好。他见我长得比较瘦弱（当时同学们称我瘦子），就缅励我不但要学好文化科学知识，还要加强锻炼，要有健康的身体，争取毕业后能为祖国奋斗50年。我是平生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干部，但一点都不感到拘束，就像是和自己慈祥的长辈在谈心。正如当年新闻报道经常描述的“谈话在非常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三个多小时的谈话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很快就到了吃饭时间，郑校长便留我们共进晚餐。晚饭是秘书彭诚去饶家院教工食堂打来的，一人一份，一荤一素，非常简单，远远不如上世纪80年代末我入住重大松林坡招待所时的伙食，当然更不如现在重大科苑宾馆的宴席了。郑校长的夫人吴耕书时任重庆市委党校的副校长，平时也不回家，只有周末才能与郑校长团聚。他们的7个子女，除了最小的红崖在重庆三中住读外，其余的都在北京和外地工作和读书。郑校长一个人就以这个办公室为家。每天在普通的教工食堂就餐，晚上就住在办公室里。作为正军级行政七级的干部，级别比当时的重庆市市委书记和市长还高的德高望重的老革命，像郑思群这样廉洁简朴的人民公仆，在当时是非常罕见的。我们还亲自耳闻目睹了许多郑校长关心爱护学生的佳话，像给电机系67级的贫困学生郑志胜送鞋，以及他经常亲临学生食堂，为学生分菜分饭的故事。郑校长特别提倡学生要德，智，体三方面全面发展。每年春天的全校运动会，他都不仅主持大会，而且亲自参加过拔河比赛。是他亲自带头，发动广大师生，自力更生，自己动手，把原图书馆后的一片荒地平整出来，成为一个新的广场，就是今天的思群广场，为师生提供了除团结广场外，另一个锻炼身体的好去处。在郑校长的亲切关怀下，当时重大的校园生活也是相当不错的，我敢说，当年重大学生食堂的伙食，在全国的高校中，是最好的。因为在1965年的夏天，我有幸到北京去度暑假，曾到北大，清华，北师大，北邮电，京工等著名高校的学生食堂用过餐，回重庆路上，也在成都的川大，成电吃过饭，没有一处的伙食赶得上重大的。那时在重大学生食堂，中，晚俩餐都是一荤一素，米饭是随便吃的。有时连猪肉都是随便吃的，只有鸡，鸭，鱼，兔才定量。至今50年快过去了，我至今仍然怀念在重大那段幸福的日子。 就是这样一位功勋卓著，德高望重，廉洁爱生，深受重大广大师生爱戴的老革命，老干部，在文革初期，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待遇，1966年6月21日，以时任重庆市副市长余跃泽为组长的市委工作组进驻重大。工作组下车伊始，就召开全校大会，宣布郑思群为黑帮分子，并停职检查。由于郑思群在重大广大师生享有崇高的威望，工作组的倒行逆施引起了广大师生的非常的反感。7月29日，工作组宣布对郑思群实行“监护”审查，移居松林坡招待所居住，剥夺了郑思群的行动自由。8月2日，郑思群不堪凌辱，用刀片割颈自杀。死讯传出，更是激起了重庆大学广大师生对工作组的极大的愤慨，纷纷起来向工作组质询，进而演化成造工作组，重庆市委，四川省委，西南局的反。可以说，重庆大学的文革，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重大绝大多数师生是保校长，保党委，而反工作组的。我们断然不能相信郑校长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在文革期间，重大一直有人在收集材料，在上访，努力为郑校长平反。 1968年1月，为了收集为郑校长平反的材料，我和动力系63级的曾世民同学，先后在北京清河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走访了郑思群的大儿子郑美特。在北京六铺坑的一机部仪表局走访了郑思群的二儿子郑四特，在四特处还见到了他的妹妹，北京航空学院学生（大慨叫郑沙樱）。郑美特应是重大电机系56级的，和顾乐观，覃考同级。后到前苏联莫斯科动力学院留学，是前总理李鹏的同学，郑美特的副博士论文曾得了一个什么优秀奖，被当时重大电机系列为电力专业的学习材料。郑四特是前苏联列宁格勒加里宁工学院，现圣彼得堡技术大学毕业的。他们兄妹三人都认为父亲是冤枉的，很支持我们为他们父亲平反的努力，提供了许多有用的线索。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直到1968年12月，我们毕业分配离校，为郑校长平反的努力没有成功。 郑美特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电力系统规划和自动化的专家。因为从事的工作专业相同，我们后来还有联系。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美国加州硅谷ABB系统控制公司工作时，曾经先后接待过他的夫人王大重女士；他和一齐来访的时任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系统研究所所长，现任总工程师印永华。直到1979年3月15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郑思群的冤案才得到平反昭雪。时任重庆市委书记兼重大党委书记及校长曾德林在全校师生员工大会致悼词强调指出：“郑思群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今天，我们在这里悼念郑思群同志，推倒强加于他的种种莫须有罪名和一切污蔑不实之词，为郑思群同志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1994年10月12日，郑思群骨灰被安葬于重庆大学民主湖畔，黑色大理石碑上，“真理永驻，浩气长存”八个大字金光灿灿。当年由他率领全校师生翻修的广场，被命名为“思群广场”。2009年10月10日，在重庆大学建校80周年之际，为深切缅怀重庆大学郑思群老校长，郑思群老校长雕像揭幕仪式在重大A区民主湖花园举行。2011年12月31日，重庆大学举行座谈会，隆重纪念老校长郑思群同志诞辰100周年。校党委书记欧可平，校长林建华出席座谈会并讲话，高度评价郑校长对重大的卓越贡献和高风亮节。 1998年10月民主湖畔拜祭郑校长墓 我们深切地缅怀着这位重大的老校长，愿他英魂永驻，浩气长存。

1995年5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上将在视察14所时说： 14所是中国雷达工业的‘老母鸡’，下了好多蛋，个个都是合格的、标准的。 那时翩翩少年 炮火中立下鸿鹄志，投身军工国防 挺起中国雷达之脊梁 他们，开创了中国自行设计雷达的历史 他们，瞄准前沿开拓了中国雷达新体制 他们是中国雷达创始人—— 申仲义、张直中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年仅15岁的申仲义来到了延安，进入军委三局通信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而此时的张直中也正在浙江大学刻苦钻研先进的电机技术。 三年后，张直中以优异的成绩从浙江大学电机系毕业，先后到重庆电信机械修造厂任助理研究员，赴英国学习超高频雷达技术，成为国内最早接触英国雷达技术的技术人员之一。与此同时，申仲义坚守在敌后战场，面对我国通讯设备极其落后的情况，他不断钻研通讯技术，研制成功多种战争急需的通讯设备和器材，被《解放日报》赞誉为“技术与政治、科学原理与技术经验相结合的青年技术家”。 1950年9月，申仲义作为军代表进入14所工作，不久后，任14所所长。次年1月，张直中调入14所工作，任工程师。在中国雷达事业的起步阶段，申仲义与张直中携手带领14所从最初的修配仿制跨越到自主设计、自主研制阶段，开拓了中国雷达发展的新局面。 1964年，张直中率先在国内首次实现了脉冲压缩技术的实际应用，开启了国内大脉宽、高分辨雷达研制的新时代，影响至今。1986年，张直中先后出版了《合成孔径、逆合成孔径和成像雷达》和《微波成像术》两部专著，奠定了我国新体制成像雷达技术的基础。 在他们的带领下，14所诞生了诸多中国雷达的第一 314甲中程警戒雷达 这是我国第一部自行设计的国产雷达 它标志着我国迈出了自主设计雷达的重要一步 314乙中程警戒雷达 这是我国第一部投入批量生产的雷达 它为雷达部队的扩建和装备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 406米波远程警戒雷达 这是我国第一部米波远程警戒雷达 使雷达的探测距离加大到数百公里以上 402微波低空海岸警戒雷达 这是我国第一部微波雷达 它实现了对海面的有效观测 改变了我国对海警戒情报的空白面貌 102单脉冲试验雷达 这是我国第一部单脉冲试验雷达 它使雷达的测量精度提高了近10倍 为建立我国航天测控网、保障“两弹一星”的成功发射 提供了坚实可靠的技术支持 说中国电科14所是中国雷达工业的“老母鸡”，其实一点也不为过。（▼ 请横屏浏览大图） 50年代中期，14所为新建的宝鸡782厂、成都784厂、西安786厂培养了600名技术骨干和工人，这些技术人员和工人经过培训后，成为了各工厂的骨干力量。 50年代中后期，国家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又从14所抽调了613名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支援绵阳780厂、兰州781厂、成都784厂、太原785厂、广元789厂，为新厂的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60年代中后期，基于国家大小三线建设需要，14所在贵州都匀地区负责包建25所、26所、36所、37所、38所和一个天线试验场，并参与筹建南京898厂。1965年，14所副所长李克林带领工作组到达贵州，经上级批准后，在都匀的山沟沟里破土动工，到1969年底和1970年初，37所、38所基本建成。 ▲ 37贵州旧址 ▲ 38所贵州旧址 随后，14所上千名职工胸怀大局、无私奉献，积极响应党和国家号召，放弃生活条件较为优渥的大城市南京，举家迁居大三线都匀，在条件极其艰苦的山区继续开创雷达事业。当时支援37所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共211人，支援38所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共933人；1966年，14所又支援898厂干部、工人共121人。70年代后期，根据国家需要，36所并入38 所；80年代后期，37所大部分人员调往14所，38所则迁往合肥。 1969年，14所包建宝鸡39所，抽调了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共99人，1981年基本建成。80年代后期，39所迁往西安。 1970年，14所为支援第七研究院筹建海军雷达研究所（南京724所），将海军雷达设计科全部人员以及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共395人调往该所，创建了我国海军第一个雷达研究所。 1974年10月14日，14所成立卫岗分所。1978年1月6日，原在锦州的28所连同其在唐山的试验站迁往南京。14所将卫岗分所的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共475人，以及全部土地和建筑一起调拨给28所，有力地扩充了28所的规模及技术力量。 作为全国最大和最早的雷达研究所，从1956年到1978年，14所视“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先后包建、援建了16家雷达厂（所），培养输送管理干部、技术骨干、工人3447人，为我国雷达工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中国的雷达技术研究， 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 50年代取得一定发展， 经历了从装配修理、 仿制改进到自行研制的过程。 张直中， 我国最早接触雷达技术的人员之一， 也是中国雷达发展历程的 见证人、规划、设计者。 在他手中诞生了诸多中国雷达的第一。 “前人的阶梯，自己的思路。 唯实求真，灵活执着，知难不退”， 是他的雷达人生格言。 2011年4月1日，张直中在寓所欢度94岁生 为中华崛起发愤学习 1917年， 张直中出生于浙江省海宁盐官镇， 6岁时随父母定居上海。 在尚公小学接受了良好的小学教育。 中学时代， 张直中眼看祖国河山屡遭沦陷， “科学救国”“工业救国”的思想 在那时便深深根植于他的心中。 中学时代的张直中 1933年， 他在《科学世界》杂志第8期 发表《X线发生的浅说》， 论文叙述了X线的发明， 获得校内外读者的好评。 1936年，张直中考入 浙江大学工学院电机工程系。 因“七七事变”爆发， 浙大被迫西迁。 学校迁址后依然遭到了日军的轰炸， 最危险的时候， 他离炸弹的弹坑只有40米。 面对满目疮痍的校园， 张直中下定决心， 誓为抗日而发奋读书。 他选定电讯研究方向， 将国防事业作为己任， 准备用科学知识投身无线电行业。 1940年8月， 浙大举行毕业典礼， 竺可桢校长以荀子的名言 “君子耻不能，不耻不见用” 激励毕业生肩负起抗战建国的使命、 为国家做贡献。 1940年大学毕业后， 张直中前往重庆 在电信机械修造厂技术室工作 后来，他得到了前往英国 学习超高频技术和雷达技术的机会， 他是英国皇家通信工程兵学院工厂基地的 第一位中国学者。 在英国， 张直中实地观察了 在二战中使用过的三种先进雷达， 警戒雷达、探照灯雷达和炮瞄雷达。 零距离的观摩、学习， 让他开阔了眼界。 他立下鸿鹄之志， 以开发祖国雷达事业 作为自己终生的事业。 1947年，张直中学成归国， 他的第一篇雷达论文， 刊登在《联勤学术研究季刊》 杂志创刊号上。 论文详细介绍了英国研制的 S.L.C. MK Ⅵ式探照灯雷达。 由于时值国共内战， 民国政府已无振兴工业 和发展先进技术的迹象， 于是，张直中决定 将研制国产雷达的计划和热情， 寄托给中国共产党。 他相信， 只有新中国才能实现自己的雷达梦想。 走出自己的雷达道路 1950年10月，张直中被调往 军委通信部南京雷达研究所工作。 他觉得终于找到了自己梦想路径。 1952年上半年， 张直中接受任务， 用一个月的时间， 完成四部101警戒雷达的研制。 他和团队争分夺秒， 成功攻克了发射机不稳定的技术难关。 四部雷达及时运到朝鲜前线， 有力地保障了志愿军的防空作战。 1953年， 研究所成立设计室， 张直中为主任， 受命仿制苏式防空警戒雷达。 当时没有一张雷达图纸， 只有一台没有天线的苏式П—３型样机。 在没有任何借鉴和参数的情况下， 张直中从零开始， 率领了十多名技术骨干 和十多名新分配来的大学生， 进行全机系统及天线馈线设计。 通过不断地测绘、试制、改进， 最终成功仿制出第一部 国产实战型中程防空米波警戒雷达。 从此，中国有了自行制造雷达的历史。 1956年， 张直中升任研究所副总工程师， 负责领导新技术的研发工作。 20世纪60年代初， 张直中提出放弃 美国1950年代前期的 “磨石山”（Millstone）体制， 走一条自主开发的道路。 他与团队一起展开 脉冲压缩课题研究， 把国外杂志上处于原理性探讨的 单脉冲跟踪体制的科学原理 和实施方法弄通了， 并自主成功研制了 我国雷达发展史上 第一部单脉冲试验雷达， 为60年代中后期 研制导弹和卫星靶场精密测量雷达 做好了技术上的准备。 1964年6月， 中国电子学会举办 第十二次无线电电子学 科学技术报告会， 在报告中，他说： “终有一天我国的雷达事业 将列在最先进之列。” 1970年4月24日， 我国成功发射了 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 酒泉卫星发射基地传来了 张直中参与研制的 单脉冲精密测量跟踪雷达 成功完成任务的好消息， 这让身陷逆境的他获得了精神安慰。 1972年， 张直中翻译并总校了 数百万字的《雷达手册》。 他还总结了自己十多年来 在雷达信号处理方面的理论与实践， 撰写出版了专著 《雷达信号的选择与处理》。 开启雷达交流国际之窗 1980年4月， 张直中率领中国雷达代表团访问美国， 参加第二届国际雷达会议。 这是中国首次 在国际雷达会议上的亮相， 国外都想了解中国的雷达发展情况。 张直中《中国雷达技术研究发展概况》 张直中用一口流利的英语做演讲， 题为《中国雷达技术研究发展概况》。 报告不长，但内容详实， 与会代表对中国的雷达技术水平 大为震动。 报告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各国专家纷纷示意 要与中国同行进行技术交流， 由此开启了 中国雷达技术的国际交流窗口。 造出中国的DBS争气雷达 1980年初， 作为研究所的总工程师， 张直中接受了研制 歼击机脉冲多普勒（PD）雷达的任务。 他亲自主持 该体制样机方案论证和技术攻关， 还加强了多普勒雷达总体室技术力量。 年底，张直中带着总体方案 向国防科委组成的专家评审组汇报， 获得好评。 但在其后的研发过程中， 张直中发现有些研究试验需端正路线， 一些原未想到的新问题需要解决。 经过3年的攻关， 他们取得了初步成果， 为研制实战型机载多普勒雷达 开拓了道路。 1984年， 中国军事代表团与美国军方谈判 购买F16战斗机上的脉冲多普勒雷达。 1987年，美方同意出售， 但所售产品中并不包括 将成像清晰度提高8倍的 脉冲多普勒雷达中的 多普勒波束锐化功能。 张直中得知后非常气愤， 决定自力更生。 1989年， 该体制样机成功试制出来， 需要将样机带上天空， 做固定方位波束锐化比达12倍的试验。 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 已经70多岁的他不听劝阻， 执意登机试验。 张直中登上了老式螺旋桨飞机， 在南京上空转了近四个小时， 圆满地完成了测试任务， 成功地在显示器上 获得了波束锐化的地形实验图片。 功夫不负苦心， 1989年， 机载雷达总体和信息处理研究 终于顺利通过了国家鉴定。 20世纪90年代， 研发出某新型号机载雷达， 其所包含的多普勒波束锐化功能效果 相比美产雷达， 效果提高了8倍多。 被国家领导人称为“争气雷达”。 一生从事雷达事业的张直中 将雷达比作一首美妙的诗， 吟诵一辈子也不厌倦。 在与笔者交谈时，他表达了对雷达事业的钟爱，对祖国雷达发展前景的信心与希望：“我有幸经历了中国雷达技术发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60年。回顾自己的雷达人生，我无怨无悔，心满意足。人生有限，科学无限。愿建设二十一世纪富强祖国的年轻‘雷达’人，踏在我们老一辈科学工作者的肩膀上，奋力攀登！”

“我从广播里听到了 来自太空的‘东方红’乐曲， 知道了由我参与研制的 单脉冲精密测量跟踪雷达 成功地测控到‘东方红一号’， 真让我非常兴奋， 心里获得了不少精神安慰！” 这是张直中院士 在卫星上天40年之后（2010年4月） 对笔者的讲述。 1970年4月24日， 中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东方红一号”， 《东方红》的乐曲响彻太空， 由此开创了中国航天史的新纪元， 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 独立研制并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国家。 20世纪90年代，张直中在电子工业部十四研究所办公楼顶介绍雷达设备（侯艺兵摄影） 张直中， 中国雷达技术的开拓者之一， 1956年，他参与拟定国家 《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 负责规划中国雷达技术的长远发展。 虽然这个规划未能完全贯彻实施， 但对之后中国雷达事业的迅飞猛进 起到积极作用， 亦为“两弹一星”的成功研制 奠定了基础。 1956年张直中（左）参与拟定《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与恩师王国松合影于北京 1960年， 中央军委提出了 “两弹为主，导弹第一， 努力发展电子技术”的方针， 为雷达事业明确了主攻方向， 围绕着“两弹一星”等战略武器 和常规武器装备现代化配套 进行了各种雷达的 研究、试制和生产。 雷达性能最重要的指标是 探测的作用距离、 目标的测定精确度 和对多目标的分辨能力。 单脉冲技术是 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 国际上出现的新技术。 这种技术可使 雷达的测量精度提高5-10倍。 20世纪60年代，张直中（中）在北京某军事基地 为了推动我国脉冲压缩技术研究， 提高我国外弹道测量雷达的 跟踪测量精度， 张直中于1961年 在国内首开研究先河。 1962年， 发表 《雷达信号理论与脉冲压缩》论文， 1964年成功研制 中国第一部单脉冲试验雷达。 该雷达的成功在中国雷达发展史上 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为我国航天测控网的建立， 为“两弹一星”的发射成功 提供了可靠保障。 为了打破美国、苏联的核垄断， 国家在积极发展“两弹”的同时， 又提出了防御战略方针。 1964年春节期间， 毛泽东主席向钱学森等 提出“有矛必有盾”的国家反导弹系统， 张直中所在的十四所 被指定负责导弹预警雷达的研制。 时任所副总工程师的张直中提交了 《相控阵天线和雷达总体的研究》课题， 认为应该将无惯性的相控电扫描体制 应用于我国的战略反导弹预警系统。 他从精密跟踪雷达总体室 抽调几个技术骨干对相控阵体制 作了粗略的总体研究， 总体研究逐渐深入后， 于1965年开始了 大型二维相控阵超远程预警雷达 （代号7010）的 总体论证和关键技术研究。 “文革”时期， 张直中被迫脱离7010雷达项目。 1970年5月，十四所任命 薛国炜、张光义为主要技术负责人 带领300余名科技人员继续研制。 1976年进行全面阵天线的 安装、调试，并投入运转， 打破了美、苏在该技术上 独霸天下的局面。 1977年， 张直中去北方基地看到 该雷达能跟踪3000千米内 不同方向的卫星， 心里感到很欣慰。 110大型单脉冲精密跟踪测量雷达 1977年开始， 7010雷达多次成功地监视太空目标， 完成中国导弹、卫星的试验观测任务。 特别是它可为110雷达提供目标指示， 共同组成测量网。 1978年11月，中国电子学会雷达专业委员会合影（前排左五为张直中） 1979年， 部署在云南的110雷达 和北方的7010雷达 对坠落前的“天空实验室” 准确跟踪了10天， 根据它愈转愈低的轨迹 预测了坠毁的时间和地点 作出了内部预报。 中国预报的坠落时间为 7月12日零时34分， 地点为东经108.92°南纬41.50°。 在“天空实验室”坠落后， 美国公布了该卫星坠落的时间和地点， 与我们内部预报的时间仅差4分钟， 地点仅差经度2.9°和纬度1.3°。 这足以说明我国已有 能精确测定卫星轨迹的超远程雷达。 为连续跟踪飞行中的 火箭、卫星、飞船， 张直中团队还将单脉冲雷达 安装在“远望号”测量船上， 为我国载人飞船的轨道测量提供了服务。

张直中 (1917.4-2011.9) 雷达与信息处理技术专家 中国工程院院士 作者简介： 钱永红，浙江大学校史研究会特聘研究员，近二十年来致力于现代科学家、教育家的传记整理工作，编辑出版专著两部，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据中国工程院网站和浙江大学网站消息，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雷达技术的主要先驱者、雷达与信息处理技术专家、电子工业部第十四研究所研究员、江苏省浙江大学校友会名誉会长张直中先生于2011年9月16日在江苏南京不幸辞世，享年94岁。 张直中，1917年4月1日生，浙江省海宁人。1940年毕业于浙江大学。1945年至1947年在英国进修。原电子工业部第十四研究所研究员、北京理工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兼职教授。曾任电子工业部第十四所总工程师。1953年主持试制了中国第一部中程对空警戒雷达，并批量生产。1957年指导研制中国第一部微波动目标显示雷达。1961年开展单脉冲调制的研究，并于1964年研制成功中国第一部单脉冲试验雷达，为研制导弹、卫星无线电测量设备奠定了基础。领导了色散延时线和脉冲压缩电路的研制，成果被广泛应用于多种雷达。80年代开展多卜勒波束锐化、逆合成孔径雷达等多项技术的研究，取得成果。著有《雷达信号的选择与处理》、《微波成象术》、《机载和星载合成孔径雷达导论》等。 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国际交流 　　1974年1月，张直中被恢复副总工程师职务并受命领导新雷达论证工作，重新开始了他的雷达研究。1979年，62岁的他双喜临门，年初升任研究所总工程师，年底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80年4月，张直中率领中国雷达代表团访问美国，出席第二届国际雷达会议。对于中国首次在国际雷达会议上的亮相，与会的各国专家感到新奇，很想了解刚刚开放不久的中国雷达发展情况。他们从会议散发的简历中发觉代表团团长是一位中国雷达研究行业的重要人物，但没有料到的是，这位风度翩翩却不善言谈的银发学者用一口流利的英语，从容地作了题为《中国雷达技术研究发展概况》的精彩讲演。报告时间不长，但内容翔实、精深，令与会代表大为震动，让知名专家刮目相看。 　　张直中在报告的结尾深情地说：“我感谢美国电机和电子工程学会（IEEE）给我这个介绍概况的机会。我希望通过科学团体和学会间的相互交流以及科学家之间的个人接触增进我们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报告赢得了会场热烈的掌声，各国专家纷纷表示愿和中国同行进行技术交流，由此开启了中国雷达技术的国际交流窗口。 　　大会主席罗伯特·希尔教授于2011年撰文回忆说：“1980年，一个历史性时刻，张教授那次报告中所表达的‘希望’正在真正地变为现实。”希尔教授当年还特别主持了一个联谊会，款待首次参会的中国代表团。从此，希尔与张直中成为了好朋友，并保持了二十多年的学术往来。由于张直中出访的成功，中国电子学会提议与美国IEEE、英国IEE、日本JICE和法国SEE合作，每年开一次国际雷达会议，轮流在美、英、日、中、法举行，即后来希尔所称的“五轮回”（five-cycle）。 　　会议结束后，在中国驻美大使馆的安排下，张直中一行参观了美国6个研究所和4所大学，与美国雷达同行充分交流、接触，他们走访了美国“海洋卫星”研究所，观看了即将发射升空的一颗“海洋卫星”，了解有关星载合成孔径雷达（SAR）方面的发展趋势。同年9月，美国政府派出了由国防部副部长为首的雷达和微波高级代表团回访中国，第一站便是张直中所在的南京第十四研究所。 　　巴顿先生是美国著名的靶场精密测量雷达专家，张直中的报告也引起了他浓厚的兴趣。1986年，他特地走访十四研究所，就单脉冲精密雷达的有关技术与张直中进行交流。 　　再创辉煌 　　1980年初，作为研究所的总工程师，张直中被国防科委召去北京，接受研制歼击机脉冲多普勒（PD）雷达的任务，主持该体制样机方案论证和技术攻关。任务下达后，他立即组织技术人员进行全面论证，还加强了多普勒雷达总体室技术力量。年底，张直中带上已论证出的PD雷达总体方案赴京向国防科委组成的专家评审组汇报，获得好评。在其后的两三年，张直中发现有些研究试验需端正路线，也发现一些原未想到的新问题需要解决。经过3年的攻关，取得了初步成果，为实战型机载多普勒雷达的研制开拓了道路。十年磨一剑，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有中、低两种重复频率的I型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终于研制成功。 　　1984年，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美国，与美国军方谈判确定购买美国装在F16战斗机上的脉冲多普勒雷达。美方雷达专家于1987年9月到所介绍其雷达的原理、技术和性能，并告知该雷达在空对地工作方式中，原来是包括实波束成像和将成像清晰度提高8倍的多普勒波束锐化（DBS）。但该专家声明，美国军方已将对地多普勒锐化8倍的技术去除，不给中国了。张直中得知后非常气愤，不能容忍那样出尔反尔的霸道行径，决定自力更生，攻克美国禁让技术，研制出自己的机载雷达对地多普勒锐化，给国人争气。 　　1989年，该体制样机试制出来，需要将样机带上天空，做固定方位波束锐化比达12倍的试验。雷达上天测试，在空中需要好几个小时时间，同事都劝他不要像以往那样上天了，只要事后查看飞行记录就行了。张直中却认为，观察飞行中的数据变化，对他的研究课题至关重要。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已70多岁的他就是不听劝阻，执意上天。大家只好找来一位医务室医生全程陪同。张直中登上了老式螺旋桨飞机，在南京上空转了近四个小时，圆满地完成了测试任务，成功地在显示器上获得了波束锐化的地形实验图片。下飞机时，张直中面带喜悦，精神特佳，而看护他的医生却头晕了。为了更清楚地认识雷达成像照片的分辨率，实验完毕后，他又叫女儿买来南京市区地图进行对比。 　　功夫不负苦心人，张直中的机载雷达总体和信息处理研究经历了多次失败和改进，于1989年，顺利通过了国家鉴定，90年代实现某型号机载雷达比美国西屋公司锐化8倍更高的对地多普勒锐化效果，被时任军委主席江泽民称之为“争气雷达”。 　　1980年，张直中就开始了合成孔径雷达的研究。1985年，在《现代雷达》杂志上，他开办了题为《合成孔径、逆合成孔径雷达和成象雷达》学术讲座，详细介绍合成孔径雷达的基本原理、它们的不同形式、它们的二维分辨力以及偶合和模糊等限制因素，它们的功率、运动补偿、光学和数字处理等内容。 　　1988年，年过八旬的张直中接受了国家高科技“863计划”项目——“逆合成孔径雷达（ISAR）成像”研究课题。1992年，电子工业部授予他的《逆合成孔径雷达运动补偿和成像》学术论文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一生从事雷达事业的张直中将雷达比作一首美妙的诗，吟诵一辈子也不厌倦。他一生公开发表的雷达研究性论文多达60多篇，最后一篇《机载SAR对动目标三维成像方案的分析》刊载于2009年《现代雷达》杂志第1期。他生前在与笔者交谈时，表达了自己对雷达事业的钟爱，对祖国雷达发展前景的信心与希望：“我有幸经历了中国雷达技术发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60年。回顾自己的雷达人生，我无怨无悔，心满意足。人生有限，科学无限。活到老，学到老，以有限逐无限，是科学工作者的无悔本质。我觉得，雷达这个高科技领域，过去、现在、将来都充满着激烈的竞争。凡是最尖端技术，人家‘卡’你，实行‘禁运’，怎么办？唯有靠自力，长志气。当前尤其应大力发展应用研究、开发设计、制造加工等综合工程技术，以有利于在雷达技术总体上尽快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愿建设21世纪富强祖国的年轻‘雷达’人，踏在我们老一辈科学工作者的肩膀上，奋力攀登！”

张直中（1917~2011），雷达与信息处理技术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1940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电机系电讯专业，1945年赴英国学习雷达和超高频技术，成为我国最早接触雷达技术的人员之一。1950年调往南京雷达研究所（后改称第十四研究所），从事雷达研制工作，先后任设计室主任、设计科科长、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科技顾问、研究员等职。 　　1978年当选为中国电子学会无线电定位技术分会（原名雷达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1983年被授予中国电子学会会士。1993年成为中国电子学会雷达分会最高奖——申仲义奖的首位获奖者。1998年获第二届中国工程科学技术奖，1999年获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著有《雷达信号的选择与处理》《合成孔径、逆合成孔径和成像雷达》《微波成像术》和《机载和星载合成孔径雷达导论》等著作。 　　定向雷达 　　张直中出身于书香门第，6岁随父母亲定居上海。当时的上海是半殖民地的典型，市内有英租界、法租界、美租界、日租界。一天，张直中上街，看见一个牌子，便问父亲是什么。父亲答：“英租界。”他又问：“英租界是什么？”父亲说：“就是英国人占着我们的地盘。”他们来到外滩海塘公园，他想进去玩，父亲指着公园大门前挂着“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禁牌说：“那儿不能去。”张直中亲眼目睹了洋人雇佣的印度巡捕拿着警棍乱打街上的中国劳工苦力，很纳闷，又问父亲为什么。已是上海挂牌律师的父亲感叹道：“这是因为中国太弱小，外国人可在中国土地上任意欺负我们，不把中国人当人啊。”张直中从此无法忘记国人遭洋人欺凌的情景，幼小的心灵迸发出对帝国主义的憎恨。 　　中学时代，他看到祖国河山屡遭沦陷，百姓生灵涂炭，发誓要勤奋求学，日后像岳飞那样，精忠报国，洗刷国耻。那时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出现了一种论调：国弱是由于中国的工业太不发达，强国必先振兴民族工业。这种“科学救国”、“工业救国”思想深深地植入张直中的心中。 　　在光华附中的4年里，他一直勤奋刻苦，成绩优良，还时常关注科技动态，吸收新知识。他于1933年就在《科学世界》杂志8期上发表《X线发生的浅说》，在《光华附中》（1935年毕业特刊）上发表《放射浅说》。两篇论文均获得校内外读者的好评。 　　1936年，张直中考入浙江大学工学院电机系。“七七事变”爆发，打破了正常的教学秩序，浙大被迫西迁。学校抗日气氛浓重，师生一路走，一路抗日宣传、义卖。学校迁至广西宜山时，日军派18架飞机轰炸浙大，投弹100多枚。当时张直中正在教室温习功课，听见飞机声临近，即刻跑出，仰卧在操场上。刹那间仅离他约40米处被炸出一个直径4米左右的大坑，他幸免于难。看着学校仅有的两座宿舍楼被炸毁了一座，教室、办公室、体育室、阅报室、礼堂等被烧掉，百余同学除身上所穿衣服外，书籍、衣服、被褥荡然无存，张直中暗下决心，要为抗日而发奋读书。 　　浙大电机系当时有电力和电讯两个专业，学生一至三年级均读相同课程，四年级才分专业。张直中定向电讯，是将国防事业作为己任，投身无线电行业，为国效力。 　　1940年大学毕业后，张直中到重庆电信机械修造厂技术室当了技佐，为抗日部队研制过通话距离达16公里远的军用电子管报话机。由于他勤奋努力，不久提升为技士，工作不到5年，就被国民政府选派，作为访问学者前往英国进修，学习超高频技术和雷达技术。他是第一位到英国皇家通信工程兵学院工厂基地的中国学者，看了当时英国在二战中使用过的三种先进雷达，即警戒雷达、探照灯雷达和炮瞄雷达。零距离的观摩、学习，让张直中开阔了眼界。他立下鸿鹄之志，以开发祖国雷达事业作为自己的终生事业。 　　1947年学成归国回到重庆工厂后不久，他就发表了第一篇雷达论文，刊登在《联勤学术研究季刊》杂志创刊号，详细介绍了英国研制的S.L.C.MKⅥ式探照灯雷达。 　　由于时值国共内战，民国政府全无振兴工业和发展先进技术的迹象，张直中将研制雷达的希望和热情，寄托给了中国共产党。他的上司非常欣赏其才干，曾劝他一同飞往台湾。但他不为所动，自信只有新中国才能实现他的雷达梦想。 　　中国雷达 　　1950年10月，重庆电信机械修造厂接到北京密令，调张直中前往军委通信部南京雷达研究所工作。张直中得知后，非常兴奋，英雄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中国的雷达技术研究始于20世纪40年代，发展于50年代，经历了从装配修理、仿制改进到自行研制的过程，张直中是整个中国雷达发展历程的见证人、规划、设计者。 　　张直中到南京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主持整修各式日、美雷达100多部，运往东北，部署在鸭绿江边，用于志愿军抗美援朝。1952年上半年，张直中接受了一个月内要完成4部101警戒雷达的任务。他的团队争分夺秒，成功攻克了发射机不稳定的技术难关，不到一个月时间，4部雷达及时运到朝鲜前线，有力地保障了志愿军的防空作战。由于张直中在雷达整修工作中解决了若干技术关键问题，1952年荣立了四等功。 　　1953年，研究所成立设计室，张直中被任命为主任，受命仿制苏式防空警戒雷达。当时所里没有一张雷达图纸，只有一台没有天线的苏式П-3型样机。在没有任何借鉴和参数的情况下，只能从零开始，自行设计。张直中率领十多名技术骨干和十多名新分配来的大学生进行全机系统及天线馈线设计。大家凭借“管中窥豹”、“一叶知秋”的思维模式，实施“反设计”，通过不断地测绘、试制、改进，难关一个又一个被攻克。参加研制的工作人员在一年内，每天都保持高负载的工作量，最终仿制成功第一部国产中程防空米波警戒雷达，从此，中国开始自行制造雷达。 　　1956年，张直中升任研究所副总工程师，负责领导新技术的研发工作。他认为搞军用雷达必须以符合中国实际的新技术、新体制为研究的主要目的，新产品设计必须为当时或不久的将来的国防需要服务。他主持低空警戒雷达的方案论证，采用动目标雷达新体制，解决了抗地杂波干扰的难题，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部微波动目标显示雷达。 　　在科学分析国外雷达技术发展状况和国内电子工业技术的基础上，张直中于20世纪60年代初，果断地提出在角跟踪体制上，应该放弃美国50年代前期的磨石山体制，走一条自主开发的道路。他与他的团队展开了脉冲压缩课题研究，弄通了国外杂志上仍在原理性探讨的单脉冲跟踪体制的科学原理和实施方法，自主研制成功在我国雷达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第一部单脉冲试验雷达，为60年代中、后期研制导弹、卫星靶场精密测量雷达作好了技术上的准备。 　　1964年6月，中国电子学会在北京科学会堂举办第十二次无线电电子学科学技术报告会，张直中应邀作题为《雷达技术的现况及发展趋势》的学术报告，报告叙述雷达在空间时代的应用以及为了满足这些新用途而创建的新体制和新技术，说明国际上最近十年来这方面的情况并预测了今后十年的发展趋势，听众多达600人。 　　正当张直中全身心地研制大型单脉冲精密跟踪测量雷达，且初显成果时，“文革”爆发了，张直中的研究工作戛然而止。造反派以他曾在国民党联勤部所属的重庆电信机械修造厂担任过相当于总工程师职务几年为由，将他列为“清理阶级队伍”的对象，关入“牛棚”。解放前夕，国民党联勤部高官去了台湾，张直中虽未跟从，造反派却强行指控他为“埋伏得很深的特务”。家被抄两次，均没有找到他所谓做“特务”的证据，只得将写有“本缄”二字的几封亲友给他的信封，说成是特务间联络的暗号。然而，此时的张直中非常坦荡，坚信历史的清白，对自己所选择的道路依然无怨无悔。 　　1970年4月24日，我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酒泉卫星发射基地传来了好消息，张直中参与研制的单脉冲精密测量跟踪雷达成功完成了任务，这让身陷逆境的他获得了不少精神安慰。 　　1972年，他仍不能恢复雷达设计工作。之后的一年半时间，他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去北京翻译并总校了一部数百万字的《雷达手册》；二是总结了自己十多年来在雷达信号处理方面的理论与实践，完成一部《雷达信号的选择与处理》书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