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洪沅字佛宁，四川华阳县（今成都市）人，幼时家境清贫，父母早逝，由伯母抚养。伯母管教甚严，要求勤用功，戒嬉戏，待人有礼貌。 1916年，张洪沅从成都少年强国学校毕业，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在清华学习期间，张洪沅开始对化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特别喜欢化学课，常同时做两项化学实验，全学期的实验他只需半学期就能完成。 暑假期间，张洪沅积极参加社会实践，通过到河北唐县作农村调查，到天津农业实验场实习等社会实践活动，使他更多地接触社会，了解天下大事，既培养了其独立工作的能力，又增进了爱国之心。他痛恨帝国主义国家仗其优势的科学技术侵略我国，感到要强国雪耻，必须普及教育，发展科学，兴办实业，走“教育救国、工业救国”的道路，立下了刻苦攻读、报效祖国的大志。

张洪沅，化学工程学家，教育家。字佛宁，1902年出生于四川华阳县（今成都市）。他对接触法制硫酸的反应速率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他参与或主持创办了南开大学、四川大学和重庆大学的3个应用化学研究所，取得了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他是我国化学工程教育的奠基人之一，重庆大学第四任校长，主编出版了我国第一本《化工原理》教材，培养了几代学子。他毕生热心学会工作，是中国化工学会和中国化学会的创办者之一。

人物介绍 　　张洪沅，化学工程学家，教育家。字佛宁，1902年出生于四川华阳县（今成都市）。他对接触法制硫酸的反应速率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他参与或主持创办了南开大学、四川大学和重庆大学的3个应用化学研究所，取得了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他是我国化学工程教育的奠基人之一，重庆大学第四任校长，主编出版了我国第一本《化工原理》教材，培养了几代学子。他毕生热心学会工作，是中国化工学会和中国化学会的创办者之一。

张洪沅，化学工程学家，教育家。字佛宁，1902年出生于四川华阳县（今成都市）。他对接触法制硫酸的反应速率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他参与或主持创办了南开大学、四川大学和重庆大学的3个应用化学研究所，取得了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他是我国化学工程教育的奠基人之一，重庆大学第四任校长，主编出版了我国第一本《化工原理》教材，培养了几代学子。他毕生热心学会工作，是中国化工学会和中国化学会的创办者之一。

张洪沅(1902-1992) 国立中央大学化工系教授(1931-1932) 　　张洪沅，化学工程学家，教育家。字佛宁，1902年出生于四川华阳县(今成都市)。1916年，考取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在校期间，由于他学习成绩优良，而家庭经济困难，学校安排他为学习较差的同学补课，可得少量报酬。1924年8月毕业后，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化工系三年级学习。他立下誓言："刻苦学习，振兴中华乃我辈己任。"他还利用暑假去加州大学选读"企业管理"等3门课程。1926年他毕业后又去麻省理工学院深造。在去麻省的途中，还进威斯康辛大学暑期学校，选学了"微分方程"和"有机制备"两门课。1928年1月，他在麻省理工学院获硕士学位后先去俄亥俄纸厂任化学工程师，后回麻省理工学院应用化学研究室任助理研究员。1930年，他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博士学位，升为副研究员，他的博士论文《接触法硫酸反应速率的研究》被誉为"张氏公式"。1931年张洪沅回国后，选择了"教育救国"的道路，应聘到南京中央大学化工系任教授。1932年张洪沅到南开大学化工系任教授，讲授"化工原理"、"化工计算"等课，编写教科书，并进行科研工作。 　　1937年他到四川大学任教授兼化学系主任、理学院院长，创办了四川大学应用化学研究室。1942～1950年，张洪沅出任重庆大学校长仍兼化工系主任，为该校的发展做了许多工作，取得很大成绩。1952年任四川化学工业学院教授，1956年调任成都工学院教授。由于他在化工科学上的高深造诣，被聘为当时我国化学工程一级教授。高校恢复研究生制度后，担任研究生导师，相继招收了6届研究生，指导完成了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的化学工程论文10余篇。 　　粉碎"四人帮"后，他积极从事教学、科研工作。1978年成都工学院更名为成都科技大学，他仍继续任教授兼化工系主任，后为化工系名誉主任。张洪沅虽年事已高，但仍从事指导研究生、编审教材、审改教学论著等工作。 　　张洪沅1978年任国家科委化学工程学科组成员，1980年出席中国科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83年张洪沅被评为四川省科协先进工作者，1985年受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化工编委会委员，1983年至1988年任四川省科技顾问团顾问、名誉顾问。他还历任四川省一至五届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顾问，中央参议委员会参议。 　　1929年初，张洪沅在麻省理工学院为使中国跻身于国际学术之林，和顾毓珍等一些中国留学生发起成立学会，很快得到我国化工界的热烈支持和赞助。1930年2月"中国化学工程学会"在美国正式成立，理事会由5人组成，他成为第一届理事，并担任会刊委员和名词委员会主席。学会成立后，张洪沅为创办中国《化学工程》杂志，历尽艰辛，《化学工程》创刊号终于1934年8月在天津出版。年仅29岁的张洪沅作为刊物的经理、编辑，总是以极大的热情地工作。自1935年起《化学工程》用英文刊登文章，开始向国外发行。他的辛勤劳动换来了丰硕成果，刊物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心、支持，不仅国内稿件丰富，而且法国、德国的一些同行也寄来论文，希望能在中国出版的刊物上发表。 　　自中国化学工程学会成立以来，张洪沅历任学会理事，并多次担任理事长、会长。张洪沅还是1932年成立的中国化学学会的创始人之一，并担任过该会理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积极参与四川省化工学会的组建工作，历任该会理事、副理事长、名誉理事长及成都市化工学会名誉理事长。张洪沅几十年如一日，为中国化工学会的发展壮大、交流化工科学技术、发展我国化学工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92年10月28日张洪沅因病在成都逝世。 　　(洪大年　　王能勤)

张洪沅，化学工程学家，教育家。他对接触法制硫酸的反应速率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他参与或主持创办了南开大学、四川大学和重庆大学的3个应用化学研究所，取得了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他是我国化学工程教育的奠基人之一，主编出版了我国第一本《化工原理》教材，培养了几代学子。他毕生热心学会工作，是中国化工学会和中国化学会的创办者之一。

张洪沅，化学工程学家，教育家。他对接触法制硫酸的反应速率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他参与或主持创办了南开大学、四川大学和重庆大学的3个应用化学研究所，取得了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他是我国化学工程教育的奠基人之一，主编出版了我国第一本《化工原理》教材，培养了几代学子。他毕生热心学会工作，是中国化工学会和中国化学会的创办者之一。

张洪沅，化学工程学家，教育家。字佛宁，1902年出生于四川华阳县（今成都市）。他对接触法制硫酸的反应速率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他参与或主持创办了南开大学、四川大学和重庆大学的3个应用化学研究所，取得了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他是我国化学工程教育的奠基人之一，重庆大学第四任校长，主编出版了我国第一本《化工原理》教材，培养了几代学子。他毕生热心学会工作，是中国化工学会和中国化学会的创办者之一。

张洪沅，字佛宁，1902年出生于四川华阳县（今成都市），中国化学工程学家，教育家，九三学社第七届中央委员会顾问，九三学社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他对接触法制硫酸的反应速率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他参与或主持创办了南开大学、四川大学和重庆大学的3个应用化学研究所，取得了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他是我国化学工程教育的奠基人之一，重庆大学第四任校长，主编出版了我国第一本《化工原理》教材，培养了几代学子。他毕生热心学会工作，是中国化工学会和中国化学会的创办

张洪沅，化学工程学家，教育家。字佛宁，1902年出生于四川华阳县（今成都市）。他对接触法制硫酸的反应速率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他参与或主持创办了南开大学、四川大学和重庆大学的3个应用化学研究所，取得了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他是我国化学工程教育的奠基人之一，重庆大学第四任校长，主编出版了我国第一本《化工原理》教材，培养了几代学子。他毕生热心学会工作，是中国化工学会和中国化学会的创办者之一。

张洪沅（1902年－1992年），男，四川华阳人，中国化学工程学家，教育家，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顾问。曾任重庆大学校长。[1] 1932年张洪沅到南开大学化工系任教授，讲授“化工原理”“化工计算”等课程，并编写教科书。1932年，兼任南开大学应用化学研究所研究部主任。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南开大学校园被日军炸毁后，张离开南开大学到四川大学任教。他是四川大学应用化学研究室的创办人、抗日战争时期临时的麻省理工学院重庆校友会的理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曾任成都工学院化工系主任、四川省化工学会名誉理事长。

叶元龙，乳名桐，1897年生于安徽歙县溪头镇蓝田村。6岁就读于私立正谊小学。因祖辈常在衢州经商，父亲叶华生在柯城开办钱庄，因此，后来举家迁居柯城童家巷。1909年考入衢州中学，后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大同学院，专攻经济学。1918年叶元龙自费留学美国，获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23年底回国。

童家巷亦名桐树巷，位于市区南部，东起坊门街，转南通衣锦坊，长238米，宽3米。民国《衢县志·方舆·坊巷》记载：“童家巷，亦名桐树巷，通预备仓及坊门街，横竖三条，其一为管家巷。”由五条巷并成，可通东、南、北三方。东有三出口，通坊门街；北二出口，通小西门街，南通衣锦坊。其地宋时有迎恩坊，系南宋叶庆义先创建享堂，后改为祠堂，裔孙立此坊。后裔迁居九都芳桂（即今岭头村）。民国时期，著名经济学家叶元龙就曾生活在这里。

在衢州城水亭门街区，上年纪的人都知道，这一带曾居住着一个显赫的家族，那便是旧时经营着衢州商业半壁江山的叶氏家族，人称“叶半城”。 与此同时，作为当年衢州著名的富商，叶氏家族在政治、文化、教育界亦多人才。著名经济学家叶元龙、我国著名文艺理论家叶以群，皆出于叶氏家族。在抗战时期叶元龙任重庆大学校长时，大家熟知的马寅初就在他手下任商学院院长。

叶元龙，1897年农历九月十三日生于安徽省歙县溪头镇蓝田村。6岁就读于蓝田村私立正谊小学。 叶氏家族自祖辈在衢州经商，是衢州徽商巨贾望族。叶元龙稍后几年迁往衢州就读。 1909年，小学毕业后，考入衢州中学。1915年，叶元龙以第一名成绩考取上海大同学院英文专修科。 1918年夏，叶元龙赴美留学，就读于威斯康辛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和“金钥”奖。《衢县志》中记载：“衢士之留学西洋者自元龙始。” 据叶元龙自述，他一辈子的学问受益于樟树潭小学的管溶先生和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高斯教授最深。

现在像我这样年纪的人，知道叶元龙这个名字的恐怕不会太多，但我的上一辈文化人，不知道叶元龙的，又恐怕很少。因为他曾担任过战时重庆大学的校长。那时节，他才40出头，锋头正健，敢于任用马寅初为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 解放后，叶元龙默然无闻。也是因缘时会，1960年我在上海社会历史研究所搞科研的一段时间竟得以和他相识，并还有和他合作的一段经历。时光过得真快，一转眼又快40年，叶先生早已过世，但他的形象还时时在我脑海中浮现，历久不能抹去。 1960年6月，我在上海师院历史系念大三，系里派我和其他六位同学去历史所合作编写《上海人民革命斗争史》。那是“大跃进”的年头，人们头脑发热，干什么都凭主观意愿，好像要什么就有什么，连天上的星星都能给摘下来的样子。我们1957届学生，一进校门，就是“鸣放”、“反右”，接着又是”双反”、“交心”，后来又二进工厂，三下农村，每次又都是三星期乃至三个月。正是席不暇暖，马不停蹄，好好静下心来念书的时间都没有，那里来的资本去搞什么科学研究。不知是系里的哪一位竟还看上了我，让我也躬逢其盛，来到座落在徐家汇的历史所，和那些名家一起，正儿八经地搞起科研来了。 我和师院的王明枫副教授，历史所的一位青年科研人员刘恢祖一起负责鸦片战争这一段。王先生系里有课，实际是我和恢祖一起搞。12月初，《一八四二年上海抗英战争》的课题搞好后，接着便搞发生在1848年的青浦教案。青浦教案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教案，我们的系主任魏建猷先生在师院学报上发过一篇文章，大约六、七千字。不过他用的全是中文资料，取自《筹办夷务始末》和上海的地方志。如要有所突破，便要查阅外文资料。所以我们从接题一开始，便向所领导提出，能否到藏书楼（历史所南隔壁）去找这方面的资料。这一找便有了结果，叶元龙先生发现在英国下院蓝皮书中有20多万字的档案。主要是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与英国外交大臣巴麦斯尊的来往信函。根据这些档案，教案的整个过程十分清楚，如果结合中文资料，要写一篇万字长文恐怕不会有问题。 当时叶先生在所内任翻译。他原是上海财经学院教授。1958年，上海财经学院和上海政法学院不再招收新生，合并成上海社会科学院，下设语言、历史、经济、法律、国际问题等几个研究所，院长由杨永直（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担任，院部设在原圣约翰大学（现华东政法大学）。叶先生鸣放中走了火，被划为“右”派，教授倣不成了，只好到所里来倣翻译。说起来他也是命途多舛，抗战时因为任用了马寅初惹出了麻烦。马生性鲠直，不畏权势，敢于冒犯炙手可热的孔祥熙，怒斥孔祥熙不算，还不领老蒋的情。蒋一怒之下，囚禁马寅初，叶先生的重庆大学校长也就做下去了。照说叶先生是共产党的朋友，可1957年他还是戴了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如果住在台湾阳明山的那一位草山老人知道这一消息的话，恐怕也会感到蹊跷。 我和叶先生接触的时候他已摘了帽，属于最早摘帽的一批。但摘了帽还是摘帽“右”派，那帽子的阴影始终在他头上笼罩着。叶先生是丁酉年（1897）出生的人，其时正是“耳顺”之年，但看上去怎么也不像刚过60，而像一位古稀老人。阳历12月初，还是初冬季节，他便早早的戴了一顶罗宋帽。留过洋的一般都穿呢大衣，他却一袭长袍，柱一根手杖，步履很是艰难的样子。他是瘦高个子，面色苍白，面庞上又过早的显现了多块老年斑。鼻梁上架一副无框的深度近视眼镜，两眼木然。但从镜片后却透出慈祥的目光，使人感到他的温文而雅，他的善良。就是这么一位老人，如走在街上，人们怎么也不会将他和重庆大学校长的头衔联系起来。 在和叶先生合作前，所党总支书记张有年找我谈了一次话。他给我点明了叶先生的身份：摘帽“右”派。当年的“右”派就仿佛印度的贱民——不可接触者，恐”右”是当时知识分子的一种普遍心态，不讲我也懂得，张有年怕我年轻，太单纯，弄不好会受影响。 其实，叶元龙的大名我在1958年就知道。家里有一本“右”派言论摘编，其中收有上海外语学院教授徐仲年的杂文《乌“昼”啼》，共分五、六个标题，什么“毛毛雨，下个不停”，什么“敬鬼神而远之”，每个题目都有三、四百的一段文字，全文不会超过2000字。《乌“昼”啼》在揭题中提到了叶先生，是很简单的几句话，“叶元龙教授在上海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凤鸣’和‘乌鸣’的问题。‘凤鸣’指的是‘报喜’，‘乌鸣’指的是报忧。叶先生劝共产党党党员：凤鸣要听，乌鸣也要听，尤其不要因为不喜欢乌鸦叫，当乌鸣的时候，就一枪开去：因为一枪开去，乌鸦固然没法再鸣，可是连凤凰也吓得不敢开腔了！”这寓意很清楚，共产党人要有让人说话的雅量，好话要听，坏话也要听。按鸣放的本意是要让人家讲话，所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无论如何也不能是一花独放或是舆论一律。1957年3、4月份倒也是”不平常的春天”，中国政治舞台确是热闹了一阵。但渐渐地，人们的言词越来越激烈，比如这位《乌“昼”啼》的作者，他就提出，和风细雨——亦即”毛毛雨”下个不停也并非好事，在农村，要烂秧，棉桃不能结铃。何况“清明时节雨纷纷”不是要弄得“路上行人欲断魂”的吗？换言之，帮助共产党整风，有时也得要急风骤雨。就是这不到2000字的文章，却使徐仲年在上海滩上出了名。1957年7月9日，毛泽东到上海视察时，在干部会议上专门点了徐仲年的名，并且以他特有的诙谐幽默，不无戏谑地说，“我看那个‘乌鸦’现在是很欢迎和风细雨了”。于是“乌鸦——徐仲年”的称呼便响开了，如果要论知名度，徐仲年当不在陈仁炳、孙大雨、彭文应、陆诒、徐铸成等上海知名“右”派之下。 如果不是徐仲年的宣传，叶先生的那段话也不会引起多少人的注意，有了徐仲年的那篇《乌“昼”啼》，加上领袖的点名，叶先生便为人瞩目，我怀疑叶先生的划为“右”派和徐仲年也不无关系。而徐仲年的将《乌夜啼》（宋词曲牌名的一种）翻作《乌“昼”啼》多少也有一点哗众取宠的意思在内。因为替叶先生不平，我也带了一点抱怨徐仲年的想法，即令我对徐仲年根本说不上了解。 这些都不去说，还是回到1960年的那一段历史。 经过张有年的介绍，我和叶先生接上了头。他和我商定，每天将翻译好的资料第二天上班吋给我。他的进度很慢，每天只能翻译1500字，到3月底，只有3、4万字的译稿。我开始倒不着急，因为在翻看其他资料，如法国人写的《江南传教史》。后来看看不行，因为照此进度，恐怕还得化两个月的时间。那时可能已过5月，我肯定要回师院了。我不能拖下去，我只好请示张有年，张问我有什么办法，我说能否请叶先生口述，我作记录，这样速度会快一点。张赞同我的想法，但要我征求叶先生的意见。其实，叶先生当时任人摆布，他还会有什么想法呢！ 就这样，在阳春三月的时候，我的工作场所换到了藏书楼，这家上海近代最早的图书馆，每天和叶先生、马博庵先生、雍家源先生在一起。在藏书楼底层中间门厅处，大约7、8平米的见方，陈放二张桌子和四把椅子，我们三老一少很有规律的勤奋劳作。马先生闲话多一点，他是哥伦比亚大学出身，扬州口音很重。雍先生当过伪国大代表，因为跳了”窑子”，失了贞操，所以他从不轻易说话。叶先生闲话很少，偶而说一、两句。因我发现他不戴手表，感到疑惑，问他何故？他说过去也戴手表，而且是金表。有一次从法国回国，在船抵西贡的时候给小偷偷走了，从此便不用表。”这样不是很不方便吗？”他说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他所到场所，无论办公室，还是会议室，都有报时工具，不愁不晓得时间，但这是解放前。照他的说法，战前他任安徽省财政厅长，战时任重庆大学校长，战后在资源委员会任职。他说资源委员会实际是一个美国援华机构，其成员包括各国专家。名义上叶是主席，但开起会来叶充当翻译。后来我了解到，他曾留美、留英、留法，学的是经济，曾有两部专著问世。拿现在的话来说，喝的洋墨水可说不少。他其实不是行政官僚，而是学者，让他去政府充任官职其实是学非所用。官场上混了好一阵子，我看他是不懂什么权术的。 我们合作得很好。他翻看蓝皮书，几乎不假思索便可口述。我根据其口述，形诸文字，在记了一段之后，我念一遍给他听，看是否有误。他赞我中文程度不错，因为有我作他的助手，每天翻译由原先的1500字变为6000字。他很高兴，话也便多起来。“我也有一个孩子，和你一样年龄，在清华念书。”大约和自己关系不大，没有探听和我一样年龄的孩子读什么专业。更不便进一步打听他的家庭情况，这些在当年都是犯忌的。但有一点我还是忍不住了，“叶先生是怎么会划成‘右’派的？”我知道徐仲年的故事，但我还是想弄清原委。叶先生的回答倒也简单。“我这‘右’派是做诗做出来的。”可见，他还不止用了“凤鸣”和“乌鸣”的比喻，还做了一些诗。诗，特别是旧体诗，都是见仁见智的事。如果不是作者自己作出解释，往往同一首诗，会有十种八种不同的见解。在反“右”那一段，即令作者本意并非如此，如要攻你的话，可随意给你作出解释，然后上纲上线。要之，叶先生也正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他当然不会和我讲详情，只是慨叹地说：“在重庆的时候，我和董老他们都是做诗的朋友。”董老，就是董必武，既是同盟会又是共产党的元老，抗战时期和周恩来同志一起在重庆主持南方局工作。叶先生作为民主人士，和董老他们诗作唱和，这说明他和共产党的关系很融洽，想不到57年写诗就写出问题来了。 马先生与雍先生还比较洒脱，一天两遍简化太极拳。叶先生和我看着他们搂手抱拳，一会儿“白鹤亮翅”，一会儿“野马分鬃”，倒也是一道景观。 大约工程快要结束的时候，系里来了通知要我们撤退，这大概是5月中旬，我本来想用一个月时间作文章的计划全部落空。系里的其他人实习都已结束，我们回去干什么？回答说是回去参加考试。读了4年书，除了逻辑这一门有过一次考试，我得了5分外，记忆中好像没有上过考场，说来也有点荒唐。不过这是非常年月，教学秩序被弄得七颠八倒。我只记得基础课中

汪闻韶，我国著名的水利工程和岩土工程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土动力学研究的奠基人和创建者之一，汪闻韶院士一生辛苦节省下来的工资和稿费，没有留给子女，生前即表示要悉数捐出，用于支持我国水利水电事业发展。汪闻韶院士去世后，遗孀严素秋女士实现了他生前的愿望，将平生积蓄50万元全部捐献出来。根据中国大坝协会2011年工作会议精神，中国大坝协会接受汪闻韶院士家属的捐款，并于2011年4月26日设立“汪闻韶院士优秀论文奖”。优秀论文评选由中国大坝协会负责，原则上每年评选一次，每次评选出3篇，每篇奖励1万元。 “汪闻韶院士优秀论文奖” 旨在宣传汪闻韶院士献身水利水电事业的崇高精神，鼓励青年科技工作者的科研创新，根据中国大坝协会2011年工作会议精神，中国大坝协会接受汪闻韶院士家属的捐款，并设立“汪闻韶院士优秀论文奖” 。根据“汪闻韶院士优秀论文奖”奖励办法，“汪闻韶院士优秀论文奖”的推荐、评审和授奖实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优秀论文评选由中国大坝协会负责，原则上每年评选一次 。 评选条件： 一是国内外期刊正式发表的水利水电科技论文； 二是论文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观点明确，创新性强； 三是论文内容具有较高的推广应用价值； 四是论文在评审年12月31日前三年内正式发表； 五是论文发表时第一作者未满45周岁。 优秀论文每次评选出3篇，每篇奖励1万元。奖金分配由论文作者协商自行确定，论文前三名作者可获奖励证书。 第一届“汪闻韶院士优秀论文奖” 的评选工作已经开始，评选结果将于2011年6月16日-17日中国大坝协会2011年学术年会暨第一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期间发布及授奖。 2011年4月26日上午，中国大坝协会在京举办了“汪闻韶院士优秀论文奖”设立仪式。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水利部原部长、中国大坝协会理事长汪恕诚出席了设奖仪式并为汪闻韶院士遗孀严素秋女士颁发了捐赠证书。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汪闻韶院士 是我国著名的水利工程和岩土工程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是我国土动力学研究的奠基人和创建者之一。他终生恪守“踏踏实实做人、勤勤恳恳做事”的人生准则，为中国水利事业的崛起和发展奋斗了一生，在土的地震液化，土石坝及地基的抗震研究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汪闻韶院士一生生活俭朴、淡泊名利，除读书做学问之外，从不贪图其他的生活享受。他一生辛苦节省下来的工资和稿费，没有留给子女，生前即表示要悉数捐出，用于支持我国水利水电事业发展。汪闻韶院士去世后，遗孀严素秋女士实现了他生前的愿望，将平生积蓄50万元全部捐献出来。

叶元龙（1897年－1967年），乳名桐，又名卫魂，安徽人，毕业于大同大学、威斯康辛大学，中国近代经济学家、教育家。 1897年，叶元龙出生在安徽省歙县溪头镇蓝田村。6岁开始，叶元龙在蓝田村私立正谊小学读书。1909年，叶元龙考入浙江省衢州中学，1915年考取上海大同大学。之后留学美国，得到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 1927年，叶元龙回到中国，先后就任南京大学教务长，金陵大学、上海大同大学、光华大学、国立政治大学、上海商科大学等校经济系教授，国立中央大学教务处长兼法学院经济系副教授。 1932年4月，叶元龙被任命为安徽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9月开始兼任财政厅长。 1933年5月，叶元龙担任暨南大学经济系主任兼教授、商学院院长。 1934年年4月，叶元龙担任贵州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财政厅长。 1938年5月，叶元龙担任重庆大学校长， 之后担任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全国善后救济总署安徽分署署长兼安徽学院院长、上海中孚银行名誉董事长、国大代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叶元龙但任大同大学商学院院长、教授。 1952年，叶元龙担任上海财经学院教授。之后成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1967年，叶元龙在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前夕去世。 著作 • 《马歇尔价值学说批判》 • 《现代经济思想》 • 《中国财政》 • 《苏联的经济贸易》 • 《马寅初先生被扣经过》

"艳桃和露种，素李倚云栽。栽种知多少，繁花到处开。”这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梁晓东教授为恩师时钧所作的诗句。时钧的一生真正做到了“桃李满天下”，他所培养的硕士、博士中获高级职称者有近600人，尤其令人惊叹的是，在他培养的学生中，成为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的竟有16人。 时钧 (1912.12.13-2005.9.1)，江苏省常熟人，我国著名化学工程学家、教育家。 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资深院士。时钧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赴美留学，1938年回国后，先后在重庆中央大学、重庆大学、兵工大学等校化工系任教授、系主任。 1949年后，历任南京大学、南京工学院、南京化工学院教授、系主任。 1957年开始从事“瑞流塔”、膜分离等技术的研究， 80年代后又对化工热力学和无机膜等方面进行了专题研究。他是 《中国大百科全书·化学卷》的常务副主编，曾任全国政协第六、第七届委员，撰写过《窑炉学》《工业化工学》等教材。 2001年2月16日下午，时钧在90岁高龄时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幼时聪颖， 三国、水浒如数家珍 1912年，时钧出生于江苏省常熟县的一个小镇的读书人家。他在年少时便显现出过人的才智，5岁入学，高小时就喜欢读《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演义》等章回小说，而且和同学比赛，能把三国的回目、水浒一百零八将的名字背得滚瓜烂熟。他后来从事科学研究时的惊人的记忆力，和从小强记的磨炼不无关系。 高中毕业后，时钧先是保送东吴大学，后又改考进入清华大学化学系，又因成绩优异，在1934年本科毕业时，考取清华第二届公费留学生。在国内实习一年后，与钱学森、张俊祥、徐芝纶等一同前往美国留学深造。 国难当头，毅然回国当“娃娃教授” 七七事变后，身在异邦、心系祖国的时钧怀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抱负，婉言谢绝了导师怀德曼教授的盛情挽留，毅然携妻儿回到了灾难深重的祖国，渴望实现科学救国的理想。 当时钧做了这个决定之后，很多美国人都不理解。“为什么要回到打仗的地方去？”“因为我们是中国人。”这样简单、坚定的回答，今天听来是那么的震撼人心。 1938年5月，时钧回到了灾难深重的祖国。经历了大半年的坎坷的颠簸，时钧终于在1939年2月到达重庆，先后受聘在中央工专、中央大学、重庆大学、兵工大学及动力油料厂研究生班任教。年仅27岁的时钧，从此开始了他长达一生的执教生涯。 时钧的学生、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家镛记得，1942年初夏，时钧到中央大学化工系任教，讲的第一课就是化工热力学课程，同学们见这位老师年轻，课又讲得非常好，加之受聘教授时年仅27岁，就给时老师“Baby Professor”（娃娃教授）的美誉，深受同学们的敬重和爱戴。 无私奉献，受毛主席周总理接见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1946年时钧回到南京，继续以满腔热情投入化工教育事业中。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钧担任南京工学院化工系主任，同时受命创建我国第一个硅酸盐专业，培养出了我国第一代水泥专业毕业生，为我国无机非金属材料专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6年秋，时钧和汪德熙、汪家鼎等教授联名上书高教部，建议在化学系设置化学工程专业。1957年初，建议得到批准，同时高教部指定时钧负责制订教学计划，筹划创建化学工程专业。当年，天津大学、华东化工学院（现华东理工大学）开始招生。 1956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主持下，我国一流的科学家云集首都，制定《1956-1957年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设计中国科学的未来。时钧作为科学家、教育家的代表应邀赴京参与其中。当毛主席亲切接见他们，周总理与代表们一一碰杯的时候，时钧的眼睛里噙满了泪花。44岁的时钧暗下决心，要把自己的知识和才华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伟大的祖国。 一生甘为人梯，培养16名院士 80多岁高龄的时老坚持站着给学生上课 “一生执教兴国，半世甘为人梯。”这是时老一生的真实写照。时钧有句名言：青出于蓝胜于蓝，学生不如老师，教师就不成功。执教六十多年，众多门生在多种学科领域里成为中外闻名的科学家，有十六位荣任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他又以“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精神培养了七十多名博士、硕士。时钧当之无愧地赢得了“化工教育一代宗师”的尊号。 每年过年时，时钧的历届学生都会前来看望，陪他谈谈学校和校友的近况。每当谈到某位校友工作中有所成就、家庭幸福，他都非常高兴。 在回忆恩师时，上世纪80年代时钧的博士研究生徐南平说起一件小事：“我答辩结束回程时，身无分文，时先生悄悄地将50元钱塞进了我的衣兜里。”80年代时钧的本科学生居沈贵、邢卫红，忆起与老师一起走路时的日常对话。“时老师，我替你拎包吧”“不啦，我的包是锻炼手劲的，不重。” 时钧先生与他的研究生们 正是时钧有声的教诲和无声的行动，让学生们懂得如何做人，如何从教，如何教学，如何忠于事业，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们的一生。时钧去世之后，一位学生曾说过这样一番话，听了让人唏嘘，“每年都要回来向老师汇报成绩，老师走了，不知道我的成绩该向谁汇报……” 清华岁月谱写浪漫篇章 时钧先生与爱人姚女士 时钧的爱人姚女士也是苏州人，当年在离清华不远的燕京大学（即今天的北京大学）求学，两人年龄相当。热恋时，时钧常常往返清华与燕京之间，他甚至找到一条便捷的小路，每每下课以后，就抄近路奔赴燕京……93岁那年，时钧向在座记者回忆起自己半个多世纪以前的浪漫情事，言谈之中依然不乏得意之情。 时钧一生著作等身，声誉显赫，可在平凡的生活中，他对爱人始终呵护有加。有一次，徐南平教授和时老一起出差，发现老师身上揣着一个笔记本，上面记满了数字，怎么也看不懂。原来，由于时钧先生的夫人的心脏不好，他专门准备了一本笔记本，将夫人每次检查的心跳数字一一记下，以便观察对照。时钧的女儿也告诉记者，母亲患病时，父亲只要有时间，就一定坐在床边上，轻轻握着老伴的手，一切尽在不言中。甚至夫人半夜要起来解手，也一准是父亲帮她开灯，然后小心翼翼将老伴搀扶进卫生间，守在门外，再把老伴扶回床上。 2005年9月1日，时钧先生因病去世，享年93岁。时钧一生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众多的科研成果，更多的是传承至今的“时钧精神”对后代人品格的浸润。“一代宗师功开中国化工教育之纪元，学界泰斗德为举世同仁后生所仰止。”时钧院士逝世后，为其送行的人写下了这一副挽联。

前几天，南京工业大学刚刚评审产生了第十二届“时钧班”，电气1703获得了第十二届“时钧班”荣誉称号，化工1701、生工类1701等10个班级获得了“时钧班”创建先进班级的荣誉称号。学校让我给师生们讲一讲时钧先生的事迹，我欣然领命。 　　1984年，我在南京化工学院(南京工业大学前身)本科毕业后，继续在母校跟着时先生硕博连读，是时先生带出来的第一届博士生。我爱人冯新也受教于时先生。我的父母也是南化教师，我家与时先生为邻，所以对他了解较多。 　　2005年时先生因病离我们而去，但他的授课、治学、为人，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难以忘怀。 　　交响乐般的授课艺术 　　现在的年轻人追星，追的是娱乐明星。我们求学时也“追星”，只不过追的是时先生这样的大师。 　　时先生当时给我们上《化学原理》和《化工热力学》课，是在中大楼325教室。这是一间能容纳200多人的阶梯教室，也是全校最大的教室。往往还没到上课时间，教室里早已座无虚席，几乎所有本专业的学生、教师都会来听课，许多外专业的学生也慕名前来旁听，来晚了的只能站在教室外面听课…… 　　听时先生讲课，是一种真正的享受。他有一种牵着你的思维前进的本领，一面听一面脑中会出现疑问、渴求解答，接下来果不其然是完美的解答，但又会引出新的问题，很想听他进一步剖析，正意犹未尽之时，不知不觉一节课就结束了。 　　时先生的授课天马行空、潇洒俊逸，这与他严谨治学、做任何事都追求完美是分不开的。我家住在时先生楼下，每晚时先生家都到夜里一两点才熄灯，他经常备课到深夜。 　　实际上，早在上世纪30年代末，时先生从美国留学回国后，就受聘于中央大学、重庆大学等校任教。他学识渊博、风度潇洒，加之受聘教授时年仅27岁，深受学生敬重和爱戴，成为弟子们仿效的楷模。 　　他的弟子、已故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家镛记得，1942年初夏，时先生到中央大学化工系任教，讲的第一课就是化工原理课程。学生们见这位教师年轻，课又讲得非常好，就给时先生“Baby Professor”(娃娃教授)的美誉，由此可见他在学生中的受欢迎程度。 　　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存浩也是时先生的学生。他说时先生的课“犹如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主题不断出现。我干了很多行，但时先生教给我的是普遍规律，不管干什么，都能起到主旋律的作用，让我终身受益”。 　　不做学生的“保姆” 　　时先生是我国水泥专业、化学工程专业的创导者和开拓者。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他担任南京工学院化工系主任，受命创建我国第一个硅酸盐专业，我国第一代水泥专业毕业生在4年后诞生。 　　他和多名教授建议在化学系设置化学工程专业，1957年该建议被高教部批准，由时先生负责制订教学计划，筹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首批化学工程专业。 　　他还作为科学家、教育家代表，应邀参加制定《1956~1957年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当毛主席亲切接见他们、周总理与代表们一一碰杯的时候，时先生的眼睛里噙满了泪花。此时，他已经将满身的才学、知识赋予了新中国建设的远大抱负中。 　　而我们更多看到的是，时先生作为学科带头人的一面。他不仅凭自己的业务水平，更是凭借协调能力，带动一批人、出大成果。他带研究生时，总是给予客观的、前瞻性的指导，挖掘我们自身的潜力。 　　大多数学生都希望教师像保姆一样，自己一有困难教师就出现。时先生却从不做这样的“保姆”。他是标杆——总是给你制造一个跳得更高的标杆，让你自己来跳，而他则不断地提升杆子的高度。比如一个实验，我认为是不可能做到的，他却让我自己去做，去不断地接近结果，而他则在背后注视、支持和适时地指点。 　　时先生常利用各种场合邀请世界一流的专家来听自己的博士生讲述。我读博期间，不仅要向国内顶尖专家汇报，还要向国际著名学者汇报，进步非常快。那个年代，我国刚开始招收博士生不久，规则和要求都不够清晰，但时先生总是自觉地用国际水准来要求学生。 　　当初学校的文献资源不像现在这样丰富，为了开拓学生的视野，时先生亲自挑选国外最新、最好的资料，让其他教师和学生来分享。正是由于他这种毫无私心的襟怀坦荡，才使我们整个团队、整个学科逐渐发展，年轻人迅速成长起来。 　　时先生与弟子们合著文章，在署名时，时先生总是把做事最多的学生放在首位，这是时先生考虑学生的毕业问题所安排，同时也要让学生尝到科研带来的充实感、成就感。 　　“艳桃和露种，素李倚云栽。栽种知多少，繁花到处开。”这是他的弟子、中国科学院院士梁晓东为时先生所作的诗句，意在赞扬时先生“桃李满天下”。时先生的学生中能涌现近20位院士、百余位教授高工，与他倾注全力教书育人、甘为人梯扶持后学是分不开的。牛顿说“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时先生就是一位化工高等教育的巨人，也难怪学界评价时先生是“培养院士的院士、培养教授的教授”。 　　外界总是惊讶南工大怎么能培养出那么多优秀的化学工程人才?这背后正是时先生超越常人的前瞻眼光、培植后学的无私襟怀、高标准严要求的作风一代代传承的结果。 　　执着信仰的有志之士 　　时先生对学生要求严格，这种严不仅体现在做学问的要求上，也体现在做人方面。 　　他的弟子、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南平曾讲过一件事。有一次他陪时先生去外地出差，火车很挤，不停有人挤时先生。为了保护先生，他的动作大了一点，态度生硬了一些，却惹得时先生板起脸来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后来徐南平常以“九思”自省，就是取义于“色思温，貌思恭”，也就是时先生希望的那样—— 一个有知识的人应该给人以温和、恭谦的形象。 　　时先生也一直深受学生们的喜爱与尊敬。 　　我曾听时先生的子女讲起一件趣事：1952年，曾经有一个班级的学生，集体到时老师家门前躺下。原来清华大学想调时先生回清华任教，学生们都舍不得时先生走，便用这种方式挽留时老师。时先生向清华汇报了，清华立即作出回应，破格同意时先生带领的班级都去清华。但时先生最后还是选择留在南京，陪伴自己的学生。 　　时先生对学生好，对家人也是关爱备至。听同学讲过，有一次去时先生家，师母身体不好，时先生拿出一个笔记本，上面记的都是师母的脉搏跳动记录，整整一本让人十分震惊。 　　我还听人讲过时先生的“罗曼史”：当时先生和师母一个在清华大学、一个在燕京大学读书，一到课余时间时先生就去找她。别人问他，清华离燕京大学那么远，他是怎么过去的。 　　时先生不禁得意地大笑起来：“告诉你啊，我那时候找到了一条很近的通往燕京大学的小路，很快就到了。”言辞间，时先生仿佛又回到了年轻时与师母在一起的幸福时光。 　　在“反右”及“文革”那段漫长的日子里，时先生被错误地打入“另册”，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对待。“文革”后，我们和时先生在一起时，听他聊过去的故事，难免也提到“文革”中的一些境遇，但我们从来没有听他说过哪个人不好，甚至对那些说了过头话、做了过头事的人，时先生也没有一句怨言，总说他们年轻，不能怪他们。 　　时先生每次获奖，都把奖金全部分给大家。时先生1998年获何梁何利奖，在不多的奖金中坚持送我1万港元。起初我不肯要，时先生却说，你们都作出了贡献，应该拿。当时，大家的工资很低，这是很大一笔钱，况且时先生家里子女多，经济并不宽裕。 　　如今20多年过去了，这笔钱虽然在不断贬值，但我们一分钱都舍不得动。徐南平和其他同学们也一样，一直将时先生所给的钱珍藏着。对我们而言，这是一种永远的精神寄托。 　　时先生对官职、金钱和个人荣誉看得很轻，但却始终坚守着为国为民的人生追求。抗战爆发后，在麻省理工学院即将完成博士学业的他，谢绝了导师的盛情挽留和优裕的生活待遇，不计个人得失，毅然携妻带子回到灾难深重的祖国投身救亡。 　　早在1956年初，他就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虽然在之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却丝毫没有动摇他对党的信念和对事业的追求。 　　2001年2月16日下午，90岁高龄的时先生如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入党仪式上，时先生激动地说：“有生之年，能够实现入党的夙愿，是我最幸福的事情。”若不是坚信共产党是世界上真正为人民谋福利的政党，90多岁的老人怎会如此执着?